情伤哥本哈根 坎昆气候谈判信心需鼓励

　　哥本哈根的惨痛经历挫伤了领导人们的信心，这也意味着坎昆会议不会吸引更多国家高级别领导人的关注。然而，聚集在坎昆的人们仍在努力，为了一个令“每个国家都感到不高兴的妥协结果”

　　当地时间12月4日晚8点至10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墨西哥坎昆会场，两场内容相关但立场截然不同的边会(Side Event)同时进行。两场边会的内容均涉及近年来在国际新能源领域发展较为迅速的生物质能。而与之紧密相关联的新生技术“生物炭”更被官方研究机构推崇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生物工程”。

　　生物炭原本是一种植物自燃后的碳生成物，其被埋藏于一定深度的土壤中，便可以有助于土壤贮存养分和水分。而现代科学语境下的生物炭除具有上述作用外，还在碳捕获以及同时生成可再生能源方面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

　　国际生物炭动议组织(International Biochar Initiative，缩写为IBI)是这项科研的主要推动机构，并主张将生物炭引入清洁发展机制(CDM)和碳市场。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截至目前，11个非洲国家已经呼吁将农业用地，尤其是生物炭内容包含在国际碳汇交易范畴之中。IBI的执行主任黛比.瑞德(Debbie Reed)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组织与中国的科研人员也已经开始频繁交流，并即将在中国设立项目试点。

　　另外一场边会主题是：生物燃料、生物质能与生物炭：错误解决方案下所致的土地掠夺。在该会场上，发展生物燃料和生物炭技术的反方意见认为，生物燃料未能解决碳排放却导致毁林的增加，大面积土壤破坏和水源消耗；生物炭的生产过程占用大量土地并排放出气体导致空气污染(生物质需要经过热解过程，在高温缺氧环境中生成生物燃料的同时产生生物炭)。

　　包括英国的生物燃料观测组织(Biofuel Watch)以及肯尼亚的非洲生物多样性网络(African Biodiversity Network)共同呼吁要将生物炭以及与土地相关的项目脱离碳汇交易， 并一再强调“通过生物炭的大范围应用解决气候变化的提议，是一种危险的未经充分证实的生物工程”，“在生物炭的生产中，将土地变为一种商品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灾难。”

　　黛比.瑞德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目前生物炭技术研发的高风险性。至今为止，对于生物炭技术的研发已经有几十亿美元的投入，且不会立刻体现收益。至于土地的问题，她认为对当地农民而言，获益不是立竿见影的，而生物炭对于空气质量提高，水源的清洁和减少水土流失的效果将需要长时间才能体现。

　　这一晚，在坎昆边会会场上演的“对台戏”虽不无巧合，却很好地展示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在全球以及近年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各方争议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从坎昆会议的第一天起，在主会场月亮宫(Moon Palace)和边会场(Cancunmesse)，抑或分散在这个城市其他地点的论坛活动现场，无论是正式谈判还是不同相关议题探讨，争论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因为气候大会而聚集到这个海滨小岛的人们，正试图抑制人类行为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寻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

　　“某些国家”不喜欢甚至要结束《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在历史上有两次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分别为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在1997年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公约》实施取得重大突破，缔约方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此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双轨制(公约工作组和议定书工作组)的谈判方式确立。

　　2007年12月3日至12月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与会各方着重讨论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安排等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进一步承担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但是由于立场上的重大差异，美国与欧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激烈交锋。在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12月15日，大会产生了“巴厘岛路线图”，为今后的谈判进程设定了时间表，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安排举行谈判。此时的国际社会还对谈判持乐观态度，认为可以用两年时间达成协议。

　　然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发达国家出于对本国经济利益的保护，在谈判中越发表现消极，无论是承诺的减排目标还是技术转让、资金落实等其他方面均无承诺。谈判步入2009年，国际社会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但最终这次会议却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本，却产生了更多的“分歧”和不确定性。

　　美国，作为全球排放大国之一，一直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其减排的力度不足也常为国际社会所诟病。7月下旬，《美国气候变化法案》在美国国会遇挫，未能获得通过，再一次将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束之高阁。这打消了所有对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希望——美国将会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这无疑为坎昆会议谈判笼罩了阴影。

　　于是，坎昆会议召开伊始，谈判各方和国际舆论便早已作出预测，提醒各方应当降低对坎昆谈判成果的预期。事实上，早在10月初，中国承办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天津会议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即向媒体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坎昆会议难以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

　　比预期更糟的是，失去国际媒体和各界关注光环的坎昆会议开始不久，日本在会议上又抛出“永远”不会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减排承诺的言论。这如同一颗炸弹引爆在本就悲情的坎昆会场。

　　之后经证实，加拿大和俄罗斯也纷纷表示不会对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减排承诺。此外，日本和美国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求中国等发展中排放大国承担同发达国家同样的“强制性”减排要求。

　　12月3日上午在月亮宫的一次媒体见面会上，中国代表和日本代表上演了一场暗战。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惠康在表明立场时，重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双轨制继续进行的重要性。“目前的问题是《京都议定书》进展缓慢，‘某些国家’至今不喜欢甚至要结束《京都议定书》，这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