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惠康:坎昆不能失败,也不应该失败(2)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各个层面都有良好的沟通机制。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分歧的核心就是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努力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义务。

　　我们始终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在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率先采取行动。我们希望美国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同时我们也向美方明确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利和适当的排放空间。我们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但是这些义务绝对不能超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范围。

　　如果一些发达国家为了躲避自己应承担的义务而转嫁责任给中国,或者把它应履行的责任跟中国挂钩,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也不赞成所谓的“中美共治”。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是我们想追求的。过分夸大中国的作用,把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放在一个平台上,也不合适。我们希望气候变化谈判在联合国的主渠道下本着公开、透明、包容的方式进行。

　　透明度首先是发达国家的问题

　　《21世纪》:美国之前将提供资金支持和减排透明度挂钩,以此施压中国增加国内减排行动的透明度。现在美方的这个企图有没有变化?

　　黄惠康:前不久一个新闻说,一直有人指责中国透明度不高；还有人认为,坎昆会议能否取得进展,就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透明度问题上做出让步等等。依我看,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第一,所谓的透明度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和“国际磋商与分析”。如果说,透明度是一个问题,那它首先是发达国家的问题。根据议定书和公约的相关规定,发达国家减排指标的落实情况是要接受“三可”核查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情况也是要接受“三可”的。

　　这是强制性的义务。避而不谈发达国家“三可”、片面地单方面地来谈发展中国家的透明度问题,或者将发达国家的“三可”与发展中国家的透明度问题混淆起来,是本末倒置。

　　第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透明度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接受了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国内减缓行动,是要接受“三可”的,没有疑义。至于没有接受国外资金和技术援助的纯粹国内自主的减缓行动,那它就不是“三可”的目标。

　　“国际磋商与分析”与“三可”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适用的规则也是不一样的。“国际磋商与分析”最基本的原则是,要尊重国家主权,不是侵入性的,也不是惩罚性的,它的目的主要是协助和帮助,以及信息的分享。

　　我们认为在坎昆会议上可先就大的原则性的问题达成一致,具体的细节可以继续讨论。

　　中国不对“过分要求”让步

　　《21世纪》:坎昆会议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坎昆需要妥协,“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您怎么理解这个“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