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前的几年谈判算在内,气候谈判已经走过了20个春秋,可谓风雨兼程。
抚今追昔,从里约热内卢到哥本哈根再到坎昆,全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拯救地球的漫漫征程,始终坎坷与希望交织。
里约——“播种任务”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生态体系遭破坏。在人类生存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刻,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此次会议有17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10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规模空前。
此前一个月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全球减排谈判做出了安排,但会议未能就发达国家应提供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达成具体协议。这一会议完成了“播种任务”,而“获得好收成,还需我们的努力和奉献”,大会主席、时任巴西总统科洛尔如是说。
的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然而其留下的资金支持额度和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发达国家普遍逃避和转嫁责任,成为气候谈判路途坎坷的重要原因。
京都——拉锯战
自1995年开始,气候谈判开始围绕《京都议定书》展开。这一谈判过程中同样经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激烈斗争。
比如,美国在京都会议事务级谈判阶段一直坚持在减排问题上维持现有规模的顽固态度。美方还先后派出两批议员来京都坐镇监督,不许本国谈判代表让步。美国代表甚至表示:“如果不规定发展中国家将来也承担减排义务,那就不签署《京都议定书》。”美国的立场引起了与会各方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
经过轮番激烈的讨论,最后37个发达国家不得不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承担框架性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
但是,由于一些发达国家缺乏政治诚意,实现既定目标的进展十分缓慢。比如在2001年刚开始其第一任期的美国总统布什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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