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阶梯电价” 积极意义不可否(2)

　　话题三

　　能否缓解煤电矛盾

　　解读：需推煤电联动

　　阶梯电价将给电企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在我国以工业用电为主体的用电格局下，这不是解决煤电矛盾的关键”

　　一直以来，市场煤与计划电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不仅造成了每年“煤电顶牛”局面的出现，更让电力企业难逃冬季亏损。昨日，就有消息称，近期煤价的连续上涨使五大发电企业突破了50%的亏损面，全行业亏损局面可能再次出现。该消息还称，“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已召集五大发电公司座谈，就电煤价格问题及发电成本征询意见，并酝酿在合适时机对局部电价进行调整。”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阶梯电价刚刚向社会征求完意见等因素的存在，短时间内再次上调工业用电价格并不现实。然而，即将实施的阶梯电价是否能缓解一直以来的煤电矛盾？此前，有关专家就将阶梯电价、补贴、减税等作为疏导煤电矛盾列举的手段之一。

　　事实上，已经有人测算过，居民阶梯电价方案可使电费增收100亿元左右，如果进行换算，全国用电量每度电则约为2.8厘钱。继而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要求，实行阶梯电价后电网企业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弥补脱硫成本增加、居民用户电表改造和弥补发电企业燃料成本上涨等项目支出。“如果弥补发电企业燃料成本上涨能够占到1/3，充其量每度电也不到1厘钱，又如何能够弥补电企的亏损？”根据这个测算，吴钟瑚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所以，从总体上看，虽然阶梯电价的实施，可能弥补电力企业的一部分损失。但是，煤电之间的压力很难完全通过阶梯电价来缓解。”吴钟瑚总结说，“电价改革的关键要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长效机制，政府和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制定并且监管电企的合理利润率或成本变动的幅度，容许企业随着燃料成本的变化，在市场环境下自主调整价格。”

　　林伯强则直言，阶梯电价和缓解煤电矛盾间几乎没有关系。“不能否认，阶梯电价将给电企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在我国以工业用电为主体的用电格局下，这不是解决煤电矛盾的关键。”他说，只有有效推动煤电间的联动，才能缓解煤企和电企之间的矛盾。

　　话题四

　　如何破除“伪接轨”

　　解读：别拿欧美说事

　　中国的绝对电价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发达国家的电价里包含服务成本，而且，发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电价补偿机制。这都是中国目前不具备的”

　　此前，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回答媒体提问时指出，目前，居民电价整体不具备下调的基础。近年来，全球煤炭等能源价格持续上涨。2003年到2009年间，欧洲各国工业电价年均上涨约10％，居民电价年均上涨约8％；我国除居民外的其他行业电价年均上涨4％，但绝大多数地区居民用电价格一直未作调整，导致居民电价与工业电价比价关系严重失调，“这既与国际上居民电价高于工业电价的惯例不符，也与当前较高的能源价格不相称”。

　　“国际惯例”、“全球能源普涨”，在崔新生看来，这一次，如同此前成品油涨价一样，中国又与国际接轨了。“不要动不动就与国外比较。”谈到阶梯电价，崔新生无奈地说。

　　在崔新生看来，当前，中国的绝对电价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发达国家的电价里包含服务成本，而且，发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电价补偿机制。这都是中国目前不具备的。”崔新生如上说。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孙立坚。他指出，比较中外电价，不能简单看绝对电价差别，要看相对电价。所谓相对电价，是指电价占总收入的比重。

　　此外，孙立坚还提醒，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他分析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资拉动。现阶段，工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度仍比较高。而欧美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消费支撑。相应的，也更能承受成本较高的能源。

　　他告诉记者，很多国家处在发展中阶段时，往往采取要素价格补贴的方式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甚至管制资源涨价。

　　“不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希望通过水、电、煤涨价倒逼产业转型，可能导致本来应该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转向投资领域，将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孙立坚不无担忧地说。

　　除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孙立坚还强调，现在的中国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贫富差距更大。他说：“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人群。他们的收入被平均增长了。资源性消费增加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阶梯电价如何实施，一定要考虑到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困难。”

　　记者了解到，在发达国家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阶梯电价下限。用电量低于下限的居民甚至可以不缴纳电费。这一政策显然主动偏向最底层居民。

　　孙立坚关注低收入人群，崔新生则从行政层面考虑问题。他指出，实际上，国际能源价格相对于通胀而言，并没有上涨。中国的能源行业行政成本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电价问题总想着与国外比，笼统出台一个阶梯电价制度只会给行政集权留下更大空档。

本期嘉宾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吴钟瑚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伯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孙立坚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崔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