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如何切割碳排放的巨型蛋糕？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让很多环保人士感到失落的是，于10月4～9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通往今年年底坎昆气候变化大会的最后一站，这样的局面，令谈判前景更加难以预料

　　本刊记者 /钱炜

　　天津会议上，目前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和历史上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角力，成为谈判的重头戏。

　　中美僵持成谈判主线

　　美国代表团这次仍使出惯用招数：一是中国不该将自己等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纳入强制减排的法律约束范围；二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内自主的减缓排放行动，也应遵循“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即“三可”)的要求，并拿出了一套相当细致的流程。

　　中国代表团团长苏伟则认为，前者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后者则是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入侵。在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承诺将国际援助之下的减排行动纳入“三可”；至于国内资金支持的自主减排行动，则可以在确保主权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接受国际“磋商和分析”。

　　鉴于美国对谈判进程的影响力，会议期间，中国民间力量向美国代表团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在公开信上署名的，有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研究员郑易生等十余位学者，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6家非政府组织，并得到了第三世界网络等十几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名支持。

　　公开信称，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态度和行动实际上不及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至今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国内气候立法未获通过，承诺的减排量相当无力，到2020年仅仅比1990年减排3%～4%。“更有甚者，在美国国内的失败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它还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转移大众视线。”

　　对此，美国代表团并未作出回应，一位环保组织人士也表示，“美国代表团收到了很多(要求美国积极作为的)公开信，他们早就麻木了。”

　　尽管本次会议并未能将谈判案文从70页减少到更薄，但正如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沃茨在其博客中写的那样，“中国通过此次会议，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它实际作出的减排努力，远比说的更多。”

　　碳强度指标如何分解？

　　“要让气候谈判成为支持我国低碳发展的一个工具，不能让其变成主导我国发展的声音。”会前，国内最早参与气候谈判的专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系统研究室主任姜克隽曾这样对媒体表示。

　　会议期间，“十二五”期间碳强度指标分解是各方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去年哥本哈根会议前，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即碳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0%～45%。因此，碳强度目标成为约束性指标写进“十二五”规划，已成定势。

　　在一场探讨碳交易的边会上，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认为，碳强度目标的分解，不应被行政区划所分割，因为这样会对未来国内碳市场的发展造成阻碍。

　　他以过去的经验作为理由：“十一五”期间，二氧化硫的减排指标就是按地区分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执行力强，但弊端也逐渐暴露——为减排而不惜工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因此，邹骥强调，碳强度的控制要走有效率、低成本之路；同时，中国未来也会发展碳市场，这就需要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如果每个地方的市场是割据的，交易的成本就会上升，机会就会减少。

　　“应当从一开始就减少分割碳市场的可能性，将按行业分解与按地区分解结合起来。”邹骥解释说，首先，对电力、石化这种集中度非常高的行业，实行按行业分解。“实际上，这对地区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比如珠三角需要建一个电厂，但已经没有减排指标了，他们就可以去哈尔滨买，而这就是碳交易。”

　　至于交通、建筑等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领域，因为地方政府对它们的影响力更大，可以按地方进行减排。而对钢铁、冶金、汽车等竞争性强而集中度又不是很高的领域，按部门分到企业去。

　　“我并不主张碳强度目标在‘十二五’期间就完全按照行业来分，而是可以先开展一些试点，例如在钢铁行业选20家钢厂来尝试。”邹骥补充说。

　　有人怀疑他的设想过于理想化，邹骥对此回应道，“说到底，减排涉及的，不限于气候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他强调，应当把企业与政府的角色重新廓清，减排的责任主要在企业，监管的责任在地方政府。如果将减排指标分到地方，那么地方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那就有可能吹黑哨，要么是不惜工本要么就造假数据。”

　　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则认为，应按地区来分解指标，并根据各地实际制定不同的政策。他进一步解释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经济发展趋于饱和、碳强度已经很高的地区，就应实施硬性的总量控制；而像天津这样仍处于快速发展的地区，应该注重提高单位碳的生产力；对于落后地区，应当允许碳强度仍有适度的增加。

　　他不同意按行业来分解指标，这是因为“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技术水平发展很不平衡，如果按行业来分，那么发达地区就要占便宜，落后地区的发展会越来越难”。

　　天津市发改委环资气候处处长田国栋对碳强度指标也有类似的看法，“像天津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和泰达经济开发区等一些新区的碳排放就可以做到很低，但一些老传统工业区可能相对要高些。如果国家的宏观政策是根据地区的不同情况来分，那么我们在往下分指标的时候，也就更容易操作”。

　　在9月底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曾承认“十一五“指标分配存在问题，并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将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进一步完善能源强度指标。

　　碳交易试点迷雾重重

　　如何分解“十二五”碳强度指标，将对未来国内碳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天津会议期间，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孙翠华在一场名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的边会上表示，未来5年将选择部门行业和省份开展碳交易试点。

　　所谓碳交易，一般指“总量控制与交易”，即根据国家对碳排放的总量控制，对企业或地方分配减排量，在此基础上，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还有一种是自愿减排交易，即“基线与信用”，一般用于没有总量控制的自愿减排。

　　尽管受到气候谈判受阻等不利因素影响，全球碳市场规模仍达每年千亿美元。每减排1吨二氧化碳的市场价格，通常在每吨一二十美元甚至更多。国内方面，目前上海、天津和北京的环境交易所正推动一些企业进行自愿减排交易的尝试，但真正的碳交易尚未出现。

　　解振华对此曾表示，目前我国进行碳交易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我国现在还未确定减排总量，不具备进行交易的基础。

　　与前述邹骥的观点不谋而合，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认为，电力行业率先开展碳交易试点具有一定优势。这是因为电厂特性相对统一，易于管理；电力行业数据的收集和积累相对完整；碳排放量大且集中，易于计量和监测。此外，国外的碳交易也一般从电力行业取得突破。

　　但她也指出，鉴于目前中国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电力市场，因此，需要考虑如何协调电力市场和碳交易市场。“电力行业的发展空间未来十年还要翻番，是一个扩展性市场，二氧化碳减排则是收缩性市场，这两个市场如何对接需要充分考虑。在市场交易机制设计中，不能对电力行业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制约。”

　　还有专家指出，短期内难以大规模推广电力行业碳交易的阻力之一在于不同区域的碳排放量不一样，参与度也不一样。例如，西部资源丰富，肯定是煤电多，而东部经济发达，但没有资源，需要大量的电力，如果以省市来进行指标分配，西部就要多分一点，所以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情况，包括财税政策、地方对环保的态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