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热炒中国能源消费 被疑诱使我强制减排(2)

　　数据不准“由来已久”

　　“中国跟IEA之间由于数据不准而导致的矛盾由来已久。”一位知情人士称，前几年，国际能源署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也结下过“梁子”。

　　近年来，每次IEA带着其新鲜出炉的能源报告来到中国，几乎都无法得到中国的能源主管部门的多少“待见”。

　　2007年，当刚刚上任的IEA总干事田中伸男带着其旗舰刊物《世界能源展望2007》来到中国时，在发布会现场，原国家能源办副司长王思强便从“眼光、数据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那份以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国度的报告提出了质疑。

　　2009年，国际能源署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表示怀疑：中国2009年一季度实际GDP数据与石油需求下降的情况不符，与异常疲软的电力需求也不吻合。此举当然招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断然否定”。

　　不过，国际能源署也一再抱怨，中国提供的数据不足或不清，并指出“中国能源需求和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匹配”。

　　中国官方则表示，国际能源署对中国能源行业情况没有充分了解，低估了节约能源措施的效果，中国也增加了对风能、太阳能、水电或核电等再生资源的使用。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也承认，如果中国政府不在建设太阳能和风力产业方面取得进步，帮助缓解中国经济中的能源紧张问题，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会更高。

　　去年，IEA在北京发布其首份中英文报告《中国洁净煤战略》时，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方君实也在发布会现场公开对该报告提出了“商榷”。

　　前不久，IEA带到中国来的是其旗下三大旗舰刊物之一的《能源科技展望2010》(下称《科技展望》)。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司长周喜安在客气地感谢了IEA的努力后，率先“发难”，他认为，IEA的报告在具体数据上还不够全面，特别是对中方这些年所做的大量工作描述得不够全面。

　　国家能源局原巡视员白荣春认为，“《科技展望》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有很多不妥的地方，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白荣春以近乎直白的反对，向IEA《科技展望》中的一些重要判断提出了挑战。

　　按照《科技展望》的蓝图情景，中国将在10年后的2020年迎来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对此，白荣春表示，中国断难做到。因为中国的能源专家最乐观的预测是，中国将在2030年达到这个峰值，这比IEA的情景预测要晚了整整10年。

　　此外，白荣春对《科技展望》中提到的中国到2050年将在现有煤炭消耗基础上下降36%的判断也不以为然，认为完全脱离中国现实。

　　坎昆气候会议前的“造势”

　　据业内专家的分析，国际能源署此时披露数据背后隐含的逻辑是：若中国作为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并且从2007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国，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中国必须为此有相应的担当。

　　由此，按照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预设，中国应该承担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减排任务。“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的论调，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对中国再次施压，诱迫中国让步，从而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坎昆会议前“制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按照计划，坎昆气候会议将于今年底举行。坎昆是墨西哥的旅游胜地，它坐落在墨西哥东南的海面上，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岛，从高空俯瞰，它宛如万顷碧波中游动着的一条水蛇。年底坎昆气候会议的召开，使这个美丽迷人的小岛更加受到世人的瞩目。

　　对于即将召开的坎昆会议，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的CDM(清洁发展机制)主管王卫全表示：“‘第一’这顶帽子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好事情，能源第一消费大国意味着碳排放大国，气候谈判快到了，谁当第一，全球的眼睛都会盯着你。”

　　也有专家表示：“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无疑要面对世界各方的政治压力。因为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直接相关，而能源消耗量又与国家的发展空间直接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了政治上的杀手锏，把某一个国家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限制住了，也就是限制住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空间。”

　　中国科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孙龙强博士强调，身为“能源消费世界第一”的国家还需要负起更多的节能与环保责任，尤其是碳减排方面更是“责无旁贷”。这样，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将越来越大，以便达到发达国家所希望的“共同承担”的减排目的。

　　此外，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国际能源署关于“中国成为最大能源消费国”的结论对中国产生很多方面的影响。今后中国会成为世界各国攻击的靶子，能耗量将与全球变暖、气候变化问题关联起来，受到各国的指责。中国企业的海外能源投资和能源收购，将被更多地置于聚光灯下，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事实上，国际能源署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披露这样并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数据，除了对中国采取的节能降耗和新能源发展的措施及进展不了解外，恐怕与其自身的利益考量也有重要关系。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顾客观事实的夸大数据，需要防止的是把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这导致世界很多工业生产活动在中国完成，因此中国能源消耗迅速增长，是非常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能源消耗都花在了中国人自己的福利上，中国的进出口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0%左右，则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耗中的一个很大部分，是为其他国家的民众所用的。

　　诱使中国加入“强制减排”

　　去年年底，被称为“拯救地球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以一份不具法律效力的协议收官，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援助两大核心问题上，并无实质性进展。

　　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坚守公平发展的底线，坚持“发展权不容谈判”，力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过去200多年无节制排放的历史责任。他们坚称，问题的制造者应当自己埋单，并重申，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等多重任务，限制其发展空间，极不公平也不合理。

　　发达国家则竭力推卸历史责任，希望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单一的法律框架中，只谈“共同承担”，不提“区别对待”，并企图将自己的减排目标和发展中排放大国的承诺捆绑在一起。迄今为止，发达国家提出的中期减排指标不仅幅度让人难以接受，且附带各种条件；在资金援助上，其又行动迟缓，承诺援助金额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所需相去甚远。

　　3月31日，联合国高级别气候变化筹资咨询小组会议在伦敦举行。

　　作为小组成员的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指出，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资金，关键是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落实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承诺，必须有来自发达国家的充足、额外的公共资金支持。

　　作为坎昆气候会议的东道主，墨西哥环境部长埃尔维拉·克萨达前不久在吸收新华社专访时呼吁说，资金问题将是制约今年年底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象变化大会能否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应尽快兑现对贫困国家的援助资金，使发展中国家重拾信心，为坎昆会议最终达成一个具有法律束缚力的协议创造条件。

　　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合作框架不公平，没有纳入中国、印度等“基础四国”为代表的这些新兴大国，如果希望美国加入强制减排的话，必须要求中国、印度等“基础四国”也一起加入，而不是援助资金问题。

　　为此，欧盟便不遗余力地帮着美国向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施压，要求他们也加入强制减排，而全然不顾既有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显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把国际社会的目光全都聚到中国身上：只要中国参与强制减排，美国就参加。毋庸置疑，目前的中国令全世界瞩目。

　　明眼人一看便知，而此时披露“中国去年已经超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消息，其意图很明显：既然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大国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那么将中国纳入“强制减排”显得是多么的“理所当然”和“冠冕堂皇”。从而在坎昆气候会议上，为实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让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共同承担”的强制减排目标、分化“基础四国”铺平了道路。

　　但是，包括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BASIC)在7月26日召开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发表声明称，快速启动资金是坎昆会议的“钥匙”。这些资金必须是新增且透明的，需要平衡地涵盖“巴厘路线图”中的各个部分——减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

　　声明强调，“基础四国”是“七十七国集团(G77)+中国”机制的一部分，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继续推进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