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有规章却没有具体的操作性规定

　　第三，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法，或者是规章，但是具体的操作，程序性的规定没有，所以难以执行。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转移支付不规范，转移支付不规范的重要特点就是一般转移支付太少了，占的比例太少了，大量是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就是上面戴帽的，现在到底有多少专项转移支付，有多少项目，我可以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涉及到这种转移支付的有几十个部门，比如说农民资金，大概有十几个部门涉及到农民资金的问题，分工很细，因此就出现了大类项目、小类项目都要由中央一些部门来审批。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些调查，有的部门应该是管全国一些重要资金的部门，审批的项目最小的平均下来4万多块钱，有的部门审批项目不到20万块钱，我们想中央部门干吗要审批这些东西，成本太高。中央转移支付的渠道就像一条水渠，是很长很长的，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一个村，这个水渠是要渗水的，有的时候水流到村里面就没有了。你说这完全是哪个部门的责任，它也不是，确实是有历史遗留很多的问题，加上我们改革过程当中有成功的一面，好的一面，也会遗留一些消极一面的东西，这样形成长期积累。

　　比如说，要对地方进行规范的转移支付，你必须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得非常清楚，哪些事地方办，哪些事中央办，事权划分清楚钱才能清楚，中央要保证地方的基本运行。怎么保证基本运行？就要定员、定机构、定标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标准都是没有的。我举一个例子，国家机关一个人到底应该有多少办公面积？到底每一个公务员手上掌握的现代办公工具是什么标准？有的单位是两台计算机，既有台机又有手提，很阔气，但是有的单位没有。有的办公条件是新房子都盖了，老房子还在维持。这样就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制定标准，你那个地方有多少人，有多少机构，应该怎么运转，标准制定好了，才能测算出自己能收多少，我能保证你运转给你多少。现在不是，现在哪遭灾了给一点，哪出事了给一点，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哪个部门的问题，而是整个政府包括财税要深化改革的问题，就是很多制度都有，但是无法操作。

　　比如说2005年，我们对20个省市区地方预算进行抽查，中央预算编入地方预算是3444个亿，占中央实际转移支付是多少？占中央实际转移支付的7733个亿的44%，就是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的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都脱离了政府的监督。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深化研究，去做很多具体细致的操作性规定，现在没有。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喊了很多，要深化改革要怎么样，但是如果这些具体问题不去研究，有很多问题我认为只在口头上，是深化不下去的。

　　关键就是浪费得太多，有的部门，有的单位盖一个办公楼要花几十个亿，有的县、乡盖的办公楼都是非常阔气的。

　　不落个人腰包不等于不违法违规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理念上的偏差，就是有一种观念，只要不落入个人腰包就没有什么。

　　同志们，有一点违法违规但不落个人腰包就没事这种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有一些不落入个人腰包比掏个人腰包还要严重，有一些浪费和因为领导人决策失误而带来的损失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问题。现在都在讲节约型社会，节省资源，这非常重要，还要有创新，现在就是不创新，手稍微紧一紧，节约一点，从水、从电、从纸，从各种费用节约一点，全国一年恐怕就是几千亿。我们调一次工资很难，这没钱那没钱，调几十块钱难得很，但是实际上我认为紧一紧，省一省，我觉得还是有潜力的。关键就是浪费得太多，有的部门，有的单位盖一个办公楼要花几十个亿，有的县、乡盖的办公楼都是非常阔气的。当然说到底，我觉得还是与我们缺乏明确的标准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问题，不能以赚钱落不落个人腰包为标准，而是要看是不是按照国家规定，是不是给国家造成损失浪费，是不是节省了国家的资金，这是很重要的，人们在理念，特别是领导的理念上应该有所注意或者是有所增强。

　　这是我所说的第一个大问题，如何看待违法违规的问题这么普遍，屡查屡犯，我觉得是有体制、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人们理念上的原因。

　　现在我们国家监督的力量是很多的，人多、部门多，一方面造成一个问题，重复监督、重复检查。还有就是“龙多不治水”，谁都能检查，谁都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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