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他出来后，其胸襟气度、情怀志趣、精神修养是怎样的呢？其言行举止、立身处世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问题不仅仅是把“语文”改成“国文”那么简单。

　　作为一门课程，教材是根本。教育理念、课程目标首先是通过教材来体现的，而母语课程的教材尤其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教育部九年制义务教育及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颁布，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了十几套新编写的初中语文教材和六套高中语文教材。笔者本人也参与了其中一套教材的编写。

　　新教材比之过去，淡化了以往教材中意识形态的色彩，兼顾了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在课程设置上，变化最大的要数高中阶段。新课标将高中语文课程分成必修和选修两大块。语文必修课的学习时间是一学年零九个星期，即两个半学期，共五册教材。学生在必修课学习结束后，即进入选修课程的学习。

　　但认真思考，这样的设置似乎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我们还是拿台湾地区的教材做一个对比。上面说到，台湾的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两种是要求所有的高中学生在高中三年中必修的，《国学概要》则是供高二文科选修之用，每周两节，内容是关于国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的概要性介绍，分上下两册。

　　这里，我想重点谈谈《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选读，与《高中国文》一样，三个学年共六册。也许有人担心，要求现在这些伴随着网络世界和《哈里·波特》成长起来的新新一代，摇头晃脑地去诵几千年前的子曰诗云，会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对他们的人格和文化素养的养成究竟有什么好处？

　　带着这种疑问，我翻阅了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为了便于学生接受起见，这套教材的编者将“四书”的内容重新进行编排分类。如《论语》一书分为“德行类”、“言语类”、“政事类”、“文学类”四大类。而在每一大类下面，编者又分出若干小标题。如“德行类”下面分“论道德”、“论仁爱”、“论修养”等。“论修养”下面又分出“论好恶“、“论刚毅”等。

　　这里举“论刚毅”为例。编者选了《论语》中的三句话，如“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每句话后面都有“章旨”、“注释”、“析论”三个栏目，分别对原文加以说明、解释和阐发。

　　而最别出心裁、也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每“论”结束之后的“问题与讨论”栏目。如“论刚毅”的“问题与讨论”是这样拟的：

　　1.既然说“匹夫不可夺志”，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志向执行上有困难，是否仍然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呢？

　　2.试举出历史上三位够当得起“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人物。

　　显然，编者在启发学生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和精神营养的同时，又因势利导地将它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去进一步思索社会人生所可能面对的各种复杂的境遇，懂得如何去看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把握坚持与变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生吞活剥。

　　编者还非常善于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如“言行”一节，选了《论语》中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一共六条有关的语录，之后问道：

　　1.“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能否举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

　　2.现代社会讲究“自我推销”，这和孔子要求的“讷言敏行”是否矛盾？

　　这样的问题，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立身处世、提高自我修养方面很有价值。最可贵的是，编者并不回避古今之间的碰撞，而是启发学生如何以现代的眼光去汲取古典中的精髓，重新审视和理解其价值，而不是将它看成一个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

　　特别值得称赏的是，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个都是开放性的，没有标准答案。有的更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或者说思考的方向，需要学生在将来的学习和生活中自己慢慢去“反刍”，去融会贯通，使其内化为自己的人格修养、道德情操，以及价值观和人生观。

　　我想，也许这就是上文中曾提到的美国《国家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中所说的——“了解我们的文学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如何增强想像力和对伦理的理解，它怎样与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观念和价值发生关系。”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教材结构和教材内容，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当他完成三年的学习时(文科学生还要加上《国学概要》)，其对母语的了解和掌握，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素养和水平的提升，与我们大陆一学年零九个星期的高中语文必修课相比，会形成什么样的差距？

　　其差距也许在于：前者能称得上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后者显然达不到。

　　追根溯源，台湾的做法其实师出有名。笔者曾见过几套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材。

　　民国高中国文从课程设置和教材配备来看，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只有一套国文课本。但这一套课本的容量之大、内容之深让我吃惊。

　　如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高中国文》。高中三年的内容依次安排为：第一学年文体示范；第二学年文学源流；第三学年学术思想。“文体示范”包括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各种体例。“文学源流”包括自清上溯至毛诗的各时代文学流变。“学术思想”包括自先秦至近代的学术思想发展概况。其字数逐册递增，其中第六册厚达614页！厚厚六册国文课本，囊括了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的最基本的内容，与台湾的《国学概要》的内容基本相同。

　　还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从体例到内容亦大体与之相同。

　　看了这几套教材，笔者恍然大悟：为什么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可以到中学兼课，在大学和中学课堂之间自由游走，用当时的话来说：“前脚出了大学的校门，后脚便进中学校门”。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其实是因为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只是大学里讲的更详尽些，中学里简要些罢了。

　　夏丐尊曾说：“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可以‘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发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而且，这里的‘了解’不只是通常所说的‘知道’，它比‘知道’深广得多，包含着‘领会’、‘体验’‘有在自己身上’等等意思。”

　　那么，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他出来后，其胸襟气度、情怀志趣、精神修养是怎样的呢？其言行举止、立身处世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前不久，笔者去北京汇文中学查民国时期老档案，看到那个年代的学生毕业照片。尽管这些摄于半个世纪前的照片已经发黄，但照片上的少年个个神情英发，气宇不凡，令人想起《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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