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高等教育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教育体制、教学模式的变革,不是简单地靠增加投入可以解决的。不失时机地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应是走出目前困境的一种选择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控制高等教育扩招速度,将今年高校招生增幅调整为5%。从1999年至2004年,我国本专科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6.1%,研究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8.6%,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一般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当大致与GDP的增速同步。但今年5%的控制增幅,大大低于GDP 的增速,显示了政府加强调控的决心和力度。
连续多年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产生了可以预料的诸多问题。除了大学高收费、产生庞大的贫困生阶层,当前最突出的是大学生就业难。在这一表象后面,是高等教育培养质量的明显滑坡,高校的培养目标、学科专业设置、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许多方面尚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承担着“大众化”的任务,而且承担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造型人才和高水平成果、参与国际竞争的使命。在这方面,我们的成就究竟如何,也是不甚明了。可以看到的是高校普遍热衷于盖大楼、建大校园、追求豪华阔绰。与此同时,在行政导向的“计划学术”下,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很难按照学术自身的逻辑渐近地积累发展,而是遵循上级部门的指令,追求定量化的高指标。近年来高校逐渐增多的学术造假等学术腐败事件,显示了学术生态受到的损害。
当前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最现实的问题是资源障碍,即“谁来为高等教育埋单”。被视为“财大气粗”的清华、北大等高校都备感缺钱,难以继续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承担了高校扩招主要任务的省属院校,教育经费则已经到了危急的程度。连续多年的大规模扩招,有的省生均教育经费已下降为原先的1/3左右,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银行封账的高校财务危机。
然而,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经费在哪里,至今并不清楚。首先,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已不可能继续增加。目前我国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经费的结构中,高等教育经费约占24%左右,已经大大高于各国的平均水平。国务院领导一再明确表态,今后新增的教育经费将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其次,高校向银行贷款的渠道已被严控。目前全国高校的银行债务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教育主管部门已严令清查和控制高校贷款;第三,继续提高学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大学每年5000元左右的学费,几乎达到了“天花板”,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不得再提高,严查高校乱收费。因此,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途径——政府拨款、银行贷款和收取学费——几乎都被堵死,而高等教育还要继续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路在何方?
高等教育的情况具有某种典型性。我认为走出困境的选择,就是不失时机地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建立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发展的新机制。以高等教育经费为例,事实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包办昂贵的高等教育。无论何种经济发达程度,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的主体是私立大学,而我国仍然是公办高校的一统天下,民办高校发展至今仍然步履维艰,规模很小,仅占本专科在校生的10%。可以设想,如果这一比例达到30%以上,困扰我们的经费危机将不复存在。
这里涉及政府教育职能的变革,涉及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国家应当包办的是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则必需打破垄断,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创造能力,更需要进行深入的教育体制、教学模式的变革,不是简单地增加投入可以解决的。必须认识,世界范围内优秀人才和创造性成果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同制度文明的竞争。建设一流大学最为重要的是教育“软件”的更新和教育制度创新,最终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如果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仍不能建立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学术本位的管理,而不断强化行政化的管理,使优秀大学逐渐向官场靠拢,那么提高质量、参与国际竞争的目标就难以真正实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杨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