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晨，《王蒙自传》在三联书店签售，王蒙首次接受媒体采访，袒露创作初衷。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他不堪的童年记忆，工作时犯左劲儿的情形，他怎么善于发言批判别人，连反右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都一并交代了，他说：“我必须正视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我不能简单地把自己说成一个历史的受害者，或者仅仅是被历史裹挟的人。历史发展一段以后，大家回头一看，全都变成受害者了，全都变成诉苦者了，如果都这样，我觉得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诉苦者在诉苦的同时回避了对历史应负有的责任。”

　　【自揭家丑暴露国民劣根性】

　　新京报：童年是作家的存款，但在自传中你回忆的童年令人毛骨悚然，有一段是母亲、姨妈、姥姥为了搜父亲的钱，向父亲泼滚烫的绿豆汤，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堂的土特产：脱裤子。你将这些不堪放在太阳下曝晒，这些事情是真实的，还是说，这些回忆是真实的？

　　王蒙：我觉得它是我最原始的记忆和印象，记忆会自动过滤掉某些东西，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但在书写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功利心很重的话，他才会过滤掉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而我所做的，是尽量去回忆，逼近当时当地的真相。

　　新京报：你的回忆来自记忆还是日记？

　　王蒙：20世纪50年代我记过一段时间日记，其他时间没记过，最近六七年又开始记了，也只是记录哪天发生什么事，心灵的印象不受日记的影响，靠回忆也许会记错，但是不影响事物的本质。

　　新京报：我认为，你痛揭家丑，并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家庭，一组群像的故事，在那个藏污纳垢的时代，这似乎暴露了国民劣根性之一种。

　　王蒙：发行方在书的封底上写着，“一个人的国家日记和一个国家的个人记忆”，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好。

　　中国近代史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激烈的冲突、斗争，甚至发生一些很严峻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一个大的理论就可以解释清楚，必然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个体的生活都有阴暗的一面，都有一些让人喘不上气的东西，所以人才会选择决绝斗争。

　　【不做诉苦者担当历史责任】

　　新京报：70岁开始写自传，今年出版第一部，有人说，这是你为争做作协主席的加分动作，你怎么看？

　　王蒙：不予置之。我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我个人的见证者，毕竟我已经70多岁了。自传也是想给自己不幸的童年所做的纪念，更是对上辈的纪念，虽然我讲到他们许多不文明，不堪的事情，但我并不仅仅把他们当作个人的问题，或者是道德不好、修养不好的问题。我将它看成历史在那个年代已经打成的死结，为什么中国会发生那么剧烈的，那么暴力的革命，离开这个历史的死结就没有可能理解中国了。

　　新京报：在自传中，你写到，“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这是你创作自传遵循的核心原则吗？

　　王蒙：各式各样的回忆录、自传这一类作品都在努力地讲真实的东西，这个不是小说，也不是抒情散文，可是真做到真实并不容易，因为世界上有许多阴暗的东西，而当你非常坦诚的时候，你的坦诚很容易受到攻击。我非常尊敬的大学者张中行就说过“假话不可以说，真话说不说看情况”，毕竟不能使自己处于被攻击的位置。

　　总的来说，逼近真相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从19岁我开始写作，除去被绝对封杀的17年，写作有36年了，到70多岁的时候，我开始写自传，但还是有很多话不敢说，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读者，不敢告诉天地，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太窝囊了。

　　新京报：自传中，你也揭发了在历史中你个人激进的革命姿态，你是本着反省的精神在扪心自问吗？

　　王蒙：反省是自传的精神内核。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比较缺少自省的精神。在自传中，我讲了很多，除了我不堪的家庭，也讲到我工作时犯左劲儿的情形，具体地还讲到我怎么善于发言批判别人，连反右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都一并讲了。事实上，我是在探讨人和历史的关系，一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现在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多都把自己扮演成受冤屈、受侮辱的。历史发展一段以后，大家回头一看，全都变成受害者了，全都变成诉苦者了，如果都这样，我觉得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诉苦者是没有责任的。

　　新京报：诉苦者在诉苦的同时回避了历史上他应负有的责任？

　　王蒙：我必须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我在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我也扮演过推波助澜的角色；我也扮演过真理在胸、自以为是、甚至不惜伤害别人、也不怕伤害别人的角色；我也扮演过真正正义的角色；我也扮演过愚蠢的角色。

　　这样一来，你对历史就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不仅仅有讨债的权利，不光具有诉苦的悲情，你也曾跟着喊叫。你喊过口号没有？如果喊过口号，就不要把你自己说成是完全的受害者。

　　【我不能简单地把自己说成一个历史的受害者】

　　新京报：很多人特别关注你写文革那一段，你写那段的时候是以什么基调来写的？

　　王蒙：我必须正视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我不能简单地把自己说成一个历史的受害者，或者仅仅是被历史裹挟的人。我从小就积极主动参与中国现当代政治、历史的活动，甚至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也是从一个积极的角度理解这一切，我觉得知识分子下乡劳动起码有好的一面，我想在这一点上，我和单纯的一个诉苦者，一个喊冤者有比较大的不同。如果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了，大家也都参与了，都在那儿跟着喊，等这段过去以后，又一块在那儿哭，都是悲情加苦情，这就没有责任了，一个民族走到每一步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都不是偶然的。

　　新京报：既然你强调逼近真实，为何自传中一些人名以字母替代，这难道不是对一般读者的隐瞒吗？

　　王蒙：公众人物都是真实姓名出场，有的人不是很有影响力，但他又太倒霉了，完全曝光，我怕刺激他的家属。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写到的这些人都是有根有据的。必要时，也许出第八版时，我会全部换成真名实姓。

　　新京报：自传出来之后，网上流传一篇文章指出你父亲是汉奸，你如何回应？

　　王蒙：这个问题，历史早有结论，赵俪生写的《篱槿堂自述》里引用了张岱年的文章对此早就澄清了真相。这件事让我觉得有点像一个人的坦诚碰到了另一个人的阴暗。坦诚碰到阴暗，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什么都怕时间，除了文学】

　　新京报：《青春万岁》写于1953年，1956年定稿，1979年出书，目前，每三年重印一次。你也说过“什么都怕时间，除了文学”这本书是不是具备了你所说的品质———穿越时间。

　　王蒙：这个说起来，也有一点感慨，其实文学也怕时间。现在有很多五十年代你在文学史上看到的书，除了专业的研究者翻阅，哪还有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去读？

　　新京报：你说，它抵抗时间的魅力在哪里？

　　王蒙：客观上有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真正反映中学生活的作品太少，另一个是起码这个作品还充满了一种激情。看起来这个作品还能够长久穿越时间的隧道。

　　新京报：《王蒙自传》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

　　王蒙：应该更能经得起考验。历史的经验和内心的经验都很丰富。

　　新京报：自传中还原了你其他一些作品的人物原型和真实的细节，这让熟悉你作品的读者找到了一道私密的通道，你这样做是希望与读者一同分享你的创作乐趣吗？

　　王蒙：首先，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写自传，自然记录这些。其次，我觉得，我要在我的作品中满足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兴趣。我都七十多岁了，也可以说说自己写作的秘密了。

　　新京报：自传的后两部进展如何？

　　王蒙：第二部大概从1977年写到我不当文化部部长的时候。第三部从我不当部长写到现在。现在第二部我也已经动笔了，进展正常。

　　只要是身体不出现突然的变化，一年一本没问题。

　　新京报：你都72岁了创作力还这样强，去年出了6本书，今年上半年又出了三本，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蒙：写作对于一个70多岁的人来说是极大的快乐。连续两个月不写，我就吃不下去饭；连续三个月不写，我就睡不着觉；连续四个月不写，我就功能全失。但有的人说，你的《坚硬的稀粥》不错，你再写个《柔软的干饭》，那我来不了，我想最好一部是一部，别重复自己。

　　【来源：新京报；文/曹雪萍；图/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