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方：矫枉必须过正

　　与《合同法》中签约主体平等的基础不同，相对于资方，劳方天然处于弱势地位，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相对不到位，《劳动合同法(草案)》对劳方做出适当倾斜。

　　在接受采访时，郭军爽快地承认，草案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但他认为，在中国的现有国情下，矫枉必须过正。

　　问题是，劳方在“矫枉”的过程中夹杂了太多部门的利益。

　　据本刊了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在起草草案第五条第二款时，参照《公司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做出了些许修改，于是，《公司法》中“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中的“通过”二字如前文所述被后置，变成“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应当经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或者通过平等协商做出规定”，立刻令含义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这一条款不加修改地获得通过，受益最大的显然是将拥有决定权和一票否决权的工会。“作为学者，这种简单的道理不可能不懂，但学者不能不适当地为自己所在的部门说话。”一位起草者告诉本刊。

　　类似的部门利益，也同样表现在了《劳动合同法〈草案〉》对劳动派遣制度的规定上。草案规定：劳动派遣公司须为每个派遣员工向劳动部门上交5000元保证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成员、华东政法学院教授董保华认为，这种保证金显得不伦不类：政府这只无形的手从幕后伸出，再次违背了《劳动法》中“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退一步讲，即使考虑到中国的国情，5000元保证金有其存在的理由，草案中却对其支配权、衍生的利息使用权没有做出规定，如果不加修改地通过，显然是一种资方补贴政府的方式。”董保华说。

　　董保华在谈到《劳动合同法〈草案〉》在无固定期限合同、竞业条款、劳动派遣、试用期、经济补偿金等方面都向劳方倾斜提高标准时，表示：“本来政府应该守住宏观层面的底线，现在水在上升，中观层面的集体协商和微观层面的个人协商已经被淹到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扩大肯定不是好事。”

　　对此，常凯告诉本刊：在中国现有国情下，企业工会不够强大，除了政府加强监管，别无他路可走。

　　虽然同为课题组成员，常凯与董保华却被认为分处劳资两大阵营。

　　而郭军认为，董保华老师的观点很正确，但流于学者的天真。马建军则告诉本刊，和一直在劳动纠纷一线工作的律师相比，起草者更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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