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着急改革？

　　今年5月底，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透露了邮政银行获批的消息。

　　此前，银监会的表态可谓“声声急”：4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要及时启动邮政储蓄机构改革；更早前的1月份，刘明康还曾说，要加快邮政储蓄银行批复。银监会还在今年4月成立监管四部，其重要职责就是对邮政储蓄机构实施监管，积极推动邮政储蓄银行组建。

　　而颇有意味的是，国家邮政局作为改革主体对此却一直较为低调。“这实际上是一场监管者主导的改革。”山西邮政储汇局的一位人士这样对本刊分析。

　　目前邮政银行方案见于今年2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邮政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该规定的核心是在“政企分开”，原邮政系统内部的传统业务部门与监管部门分离，组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在原邮政储汇局基础上成立邮政银行，并由邮政集团公司控股。

　　至此，整个邮政体系开始向市场化过渡，原邮政储蓄逐步走向“商业银行”，储蓄业务与传统邮政业务将分账核算，独立经营，同时银监会也将其纳入到银行监管体系。

　　“纳入银行监管体系意味着原邮政系统对于邮政储蓄的控制力削弱，基本上失去了对于邮政储蓄的部门领导权，而只能通过股东权力来施加影响。”赛迪顾问高级分析师何奇峰对本刊说。 围绕着邮政金融业务改革，各部门之间的博弈一直非常微妙，受制于邮政体制改革滞后，邮政储蓄改革逐步形成了“主体不积极，主导很焦急”的局面。

　　事实上，这种权力博弈也间接导致了邮政储蓄改革进程的滞后。根据原央行研究局一位人士对本刊介绍，1992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央行曾数次提出邮政储蓄改革方案，但种种原因下均未成行。其中， 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央行首次提出组建邮政银行。

　　1998年，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黄秀清受国家邮政局之托，进行了邮储市场化的课题研究。黄对本刊回忆说：“当时全世界的邮政都在改革，德国、荷兰、日本等国家都推出了邮政储蓄市场化方案。我们借鉴之后，提出了包括彻底市场化及渐变式市场化等改革方案在内的研究报告。”

　　最终，那一轮的邮储改革也胎死腹中。那么，当时央行为何频频提出改革方案？而邮电大学的市场化方案又因何未能实施？“这是由邮政储蓄的出身背景决定的。”原央行研究局人士对本刊称。他回忆，1986年3月，央行希望回笼资金，缓解通货膨胀，遂借助邮政网络筹措资金。作为回报，央行付给中国邮政远高于储户存款利率的转存利息。

　　由于高额转存利差，邮政系统坐享其利。形成“靠网点吸储，靠转存款吃饭”，即便是1996年至2002年，央行连续8次降息，邮政储蓄转存利率仍远高于同期商业银行交存央行的准备金利率——仅2002年，央行向邮政储蓄就支付了180亿元的转存利息。

　　邮政系统的确非常依赖邮储收入，“上世纪90年代末，邮(政)电(信)分家后，邮政储蓄占到整个邮政系统收入的三分之一，有些地区甚至占到六成以上。2005年，邮储收入在整个邮政收入中的比例超过50%。所有业务中，邮政储蓄最能获利。”黄秀清说。

　　由于不堪重负，央行甚至总结出邮政储蓄的“三宗罪”：利率倾斜政策导致强劲的利益驱动，邮政存款每年都在疯长，央行则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邮政储蓄的巨大规模正越来越多地对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产生干扰；邮政储蓄65%的存款来自农村，仅有35%来自城市，正成为农村金融的“抽血机”。

　　随后，2003年，央行痛下决心，自该年8月始实行新老存款划段，邮政新增储蓄转存中国人民银行的部分，年利率降低为1.89%；8月前的仍按4.131%利率获息。

　　2005年初，《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又规定，邮储的“老存款”按照10%、15%、20%、25%、30%的比例分5年转出。“老存款”指邮政储蓄在2003年8月以前转存在央行的存款，规模约为829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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