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回头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在无意中改变了华人在美国的境遇。由于美中两国在二战中成为盟友，华人在美国也受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享受过的优待——他们成了美国人的“自己人”。排华法案这样的法律随之迅速失去效力，华人首次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开始进入工厂以及各种行政机构工作。华人也开始逐渐步出唐人街，出现在白人居住的区域里。但种族的差异并没有因此消除。

　　在莫亚的纪录片中，民权人士Helen Zia回忆说，那时候，自己和父亲有时去商店买东西，或到一些公共场所，他们一出现，所有人好像都停下手中的工作或与别人的谈话，扭过头来看他们。“所以，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

　　Helen Zia的父亲一九四九年之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那曾是中国培养精英人才的学校。但她父亲在新泽西定居后，所有在中国学的那些政治外交技能全失去了用场。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开始从事各种工作，例如动员家里人动手用木头和塑料制作一些小孩玩具，然后他一个人开着车到处去售卖。Helen心里也明白，父亲虽然在家里是一家之主，说一不二，但到了外面，他不得不向人陪着笑脸，甚至阿谀人家，以便多卖出一点那种小孩子玩具。这让她心里充满了耻辱感。

　　Benny Pan也形容自己的父亲是迷失的一代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到美国后，一直认为可以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但现实没有给他那样的机会。他的父亲脑子里一直认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甚至是优于白人的。为此，他对《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非常不满，认为那里面关于中国的描写充满了偏见。Benny笑称，他父亲甚至为此去起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回过头来反诉他。

　　二战结束之后，五十年代初，中美两国又因为朝鲜战争成了敌人。在美国的华人也成了敌视情绪的受害者。在皇后区长大的著名华裔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陈查理”(笔名/Charlie Chin)回忆起那些岁月时说，那时候，我们家经常半夜遭到FBI的搜查。那些穿着大衣、戴着鸭舌帽的人半夜突然大声敲门，家里所有人都会被惊醒。那时候我还小，惊恐地躲在妈妈身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Helen Zia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她父亲为反驳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一些不公正描述，便动手写了一本宣传小册子《美国错解了红色中国》，结果因此招来FBI对他们家的严厉监视。Zia说，自己从很小时候就以为，所有人家的电话都有那种琐琐碎碎的噪音，所有人收到的邮件都会是破的，或者被揉得乱七八糟。有一天，隔壁的小孩问她，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FBI到我们家来问关于你爸爸的事？

　　西恩·黄和父母住在加州柏克利。虽然母亲在家里经常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你是华裔美国人”，但西恩却不懂妈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同其他美国小孩一样，崇拜美国的偶像，吃美国的食品，自己就是美国人。后来父亲因为工作调动，作为一名美国海军的工程师到台湾工作。当时西恩上小学二年级，转到台湾上小学的第一天，妈妈陪着他去坐校车。车来了， 西恩发现车上都是白人小孩。当时车上的小孩看见他和母亲，便冲着他们说“这辆巴士不允许华人乘坐”。西恩回忆说，当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Oh，no, 没事，她是我妈妈”——他本能地将自己当作“美国人”，天真地以为那群小孩子只是在说自己的妈妈。

　　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让华人第一次作为一个群体开始觉醒，许多人跑去华盛顿参加那里的游行抗议。

　　一九六五年的移民改革法案最终让华人这样的非白人群体得以协助家人和亲属移民来美，并不受名额限制，从而实现家人团聚。

　　即便在美国这片属于移民的土地上，种族因素在华人的生活和工作中也从来没有消失过。

　　一九八二年，“车城”底特律因为来自日本车厂的竞争，出现百分之十五的失业率。许多人将此迁怒于日本人和其他亚裔人士。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不久即打算结婚的华裔陈果仁(Vicent Chin)在一间酒吧和朋友一起举行婚前的单身聚会，没想到对面坐了两名失业的汽车工人。这两名白人失业者认为陈果仁是日本人，就开始用言语嘲弄他，一怒之下，双方打起来。最后，两名白人一路追赶，用棒球棍将陈果仁活活打死。

　　令整个亚裔社区更为震惊的是，两名凶手最后居然以三千美元罚款和承担法庭费用以及狱外查看而逃脱了重罚。主审法官竟然声称：“他们不是那种应当被送到监狱的人”。这一事件让所有华人和其他亚裔意识到，要作为一个亚裔群体存在，要加强团结。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有当年的排华法案以及类似陈果仁所遭遇的事件似乎都已变得很遥远，只能在历史书里看到，华人移民开始成倍增长，收入和教育的不同，也令他们极大地分化。老的留在唐人街，新的受到良好教育，直奔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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