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张静江传》面世后，上海远东出版社相约我写一部长篇传记文学。鉴于1999年秋，我曾陪金庸先生游览、考察了江南一带水乡，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想写一部金庸传记。长期来，我对中国古代及近代小说心存喜欢，也作了一些研究，对金庸小说也情有独钟。读了在美国的夏济安、夏志清两兄弟对金庸小说的评论，常有认同感。而一部《鹿鼎记》正是从我的家乡写起，我曾专程陪金庸在那里作了一次寻根活动。我想，这都是我写《儒侠金庸传》心灵上的动力。

　　我在与金庸的接触相叙中，抑或阅读了他之作品的体悟，感到对金庸之研究，不是一个“侠”字所能了得。以我个人管见，金庸所写小说之文字、他的个性，他的祖辈们素以文人资质对他传承，在他有了财富而爱教育，有了身价而流连于校园生活，甚或到了古稀高龄，还远赴英国剑桥攻读博士学位。这心灵之驱使，这对个体生命存在之珍惜，并以好学来度过作为一个小说家与报人之生命。我想到孔子所云：“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于此，金庸在他血脉中流淌的，更接近的是一种“儒”本色。所以，当我写他传记时，随之而定格的便是这“儒侠”两字，而1949年是他人生泾渭分明的两端，可以说没有1949年之分水岭，也就没有了“金庸”。

　　我与金庸相识、相悟是在1999年，是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如把时间移至半个世纪之前，那便是1949年时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是金庸命运的转折之际。如追溯他80多年人生旅途轨迹，当年的金庸，因有了一股对生活强烈渴望之侠的勇气，才使他奔向了另一种生活的大海……

　　出于这样的写作理念，我截取了传主人生的一个横断面，即上篇是《1949年前的金庸》，下篇是《1949年后的金庸》。今日，此书已出版,还请读者多多指正。

　　作者：张建智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