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频繁与外交人士、商业领袖和对外政策机构会晤，告诉他们，艾滋病不只是人道主义危机，如果仅仅把它交给穷国的医疗学校、卫生系统和民事机关来处理，它将抵消人类二十年来的一切经济成果，并威胁全球安全。

　　突然，皮奥特发现自己开始有了听众。2000年1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和副总统戈尔把艾滋病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安理会为此举办了第一次关于艾滋病的峰会。2001年，联大召开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为期5天的艾滋病特别会议。在会后做出的20页声明中，以前对艾滋病问题持否认态度的国家此次也公开承认艾滋病是目前世界上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最大挑战，并承诺努力采取合适的措施控制其蔓延。

　　此后，事情有了转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制药者研制了鸡尾酒疗法，美国和欧洲的艾滋病死亡病例已大大降低。虽然这些药物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但发展中国家95%的艾滋病患者依然负担不了，没有机会得到治疗。2002年，局面有了更新的突破。全球50个国家共同创建了全球抗艾滋病、肺结核、疟疾基金。

　　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将单方实施一个为期5年、150亿美元的防治预算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也与UNAIDS共同发起了一个全球性的治疗艾滋病运动，计划到2005年使300万艾滋病患者可以接受治疗，虽然最终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但两年内接受治疗的人数从40万人增加到了130万人。

　　没有人否认艾滋病患者迫切需要治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派往非洲执行防治艾滋病计划的加拿大人史蒂芬·莱维斯说：“到2006年，非洲只有不到10%的艾滋病孕妇接受了如何防止将病毒传染给胎儿的教育，只有20%需要药物治疗的人可以得到相应的药物，现在需要的不是无休止的会议和争论，而是尽快把有效的措施落到实处。

　　然而，当医疗机构和社会活动家大声呼吁引起社会关注艾滋病的同时，他们忽视了一个更大挑战。艾滋病治疗可以拯救生命带来希望，但却不是结束这种疫情的根本途径，尤其是每年有500万人成为新感染者的情况下。

　　国际艾滋疫苗行动主任塞斯·伯克利医生说，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对医药的过度需求会宠坏了人类。疫苗、杀菌剂和其它新技术也许某天会使预防更加容易，但今日的工作一点也不比伊丽莎·恩谷吉发起第一次艾滋病防治运动时乐观。当看到一个艾滋儿童需要治疗时，人们很容易达成道德上的共识，但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信仰却难以改变。

　　不过，皮奥特相信，可行的一致意见终可达成，关键在于找到所有人都赞成的立足点，他以呼吁夫妻之间的性生活要使用安全套为例指出，“愿意去争论安全套和戒欲是否有效的人本身是热爱生命的，如果我们都同意性不应该成为传播死亡的途径，我们就能互相体谅，并阻止传播事情的发生。如果安全套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拯救生命，那么这种功能应该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情况。”

　　对目前艾滋病扩散的严峻情况来说，这种态度或许太过温和。但皮奥特认为这一态度来源于实践，而成功的种子也到处都是。乌干达、泰国和巴西防治艾滋病的行动是成功的个案，但东非和中非某些地区的艾滋病传染率确实也在下跌，其中肯尼亚的艾滋病感染率比以前降低了一半。

　　皮奥特说：“事情正在改变，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看到，越来越少的男人和女人们感到无助和羞耻，整个社区伸出手来把他们的命运交还到自己手中掌握，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态度和富国的资源结合起来，我想我们能在未来几年获得更大的进步。”如果这些进步能在马热戈出现，也能在任何地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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