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联合国艾滋工程正式开始运转时，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都大幅度削减了他们的预算投入，而且在整个90年代期间都没有增加。

　　皮奥特当时依然是高层决策圈的局外人。后来，他认为自己也许应该更大胆和主动些，但他当时真不知道该做出何种努力。最终，皮奥特还是回到了防治艾滋病的努力上。

　　他竭力寻找出那些实际可行的方法，譬如，在吸毒者中开展更换注射针头计划，在医疗条件差的地区探索可行的医疗方法，并给类似的项目提供小规模资金支持。此外，他还派遣科学家帮助地方政府和救济机关展开防治艾滋病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调查出的证据更可怕。1997年，UNAIDS估计全球有3000万人携带有艾滋病毒，单比1993年就增加了800万人；1993年，230万人死于艾滋病；疫情正迅速向南亚地区扩散，目前该地区已经有300万病毒感染者。

　　数字让医疗专家们感到震惊，却对政客和媒体不起任何作用。格雷戈·贝尔曼在他2004年出版的《隐形人民》(The Invisible People)一书中描述说，上世纪整个90年代，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艾滋病预算资金平均为每年1亿美元，而其国内艾滋病防治预算却高达每年100亿美元。

　　仅仅把艾滋病问题限制在卫生防治领域绝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皮奥特不得不考虑政治领导人如何看待艾滋病问题。

　　到新千年到来时，皮奥特终于警醒，政客们关心的不是健康卫生，而是经济和安全，健康话题只是他们办完手里的事还有余钱时才会谈论的。为此，皮奥特改变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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