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期间，皮奥特曾与曼一同工作，十分敬佩他的能力和理想主义。但是，在对抗艾滋病的战斗中，两人在战略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曼认为制订标准化的制度是推进全球对艾滋病作出有效反应的关键，许多专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梦想有朝一日建立一个追踪、预防和治疗HIV感染的有效模式，并把该模式完整移植到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国家，作为紧急反应手段。

　　但是，皮奥特怀疑在日内瓦凭空构思出的模式能够起多大作用，毕竟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国情，疫情蔓延的途径不尽相同，因此仅仅来到这里张贴宣传画不会起什么作用。他认为，改变观念才是最重要的，必须先说服人们为抗击艾滋而战是他们自己的权利，惟有这样一切才能成行，只有那时，检测、宣传画和安全套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皮奥特在马热戈见证了该模式的成功，1992年前，他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多次验证了自己的观点。在欧洲和美国，同性恋者主动走上街头，宣传更安全的性活动以及接受更好的预防治疗。在乌干达，当地一个名为TASO的支援小组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照料患者和艾滋孤儿。在印度卡尔科塔，一样贫困的妓女也象内罗毕的性工作者一样团结起来，争取更安全的性交易。

　　世界卫生组织能够把这些成功的模式推广到全球各地吗？曼的接任者请来皮奥特负责艾滋病防治工程的工作后，皮奥特收起了做研究用的试管和工具，来到日内瓦看能否实现自己的设想。

　　1992年，皮奥特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后，艾滋病防治工程依然没什么进展，但人们开始讨论一个大胆的新想法。当时，每年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已增加到100万，联合国中有数个不同的机构都在推行各自的抗艾努力，但还没人协调他们的工作。新想法就是把世界卫生组织的防治努力扩展到更广的范围——组建专门的联合国防治艾滋病工程(UNAIDS)，该组织不隶属于任何机构，但能领导所有的防治艾滋病机构，以协调各方的努力。

　　曼的继任者迈克尔·梅尔森医生努力推行该计划，并于1994年尾得到了联合国的批准。在理论上，全球防治艾滋病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现在担任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梅尔森说：“我想我们能调动整个联合国大家庭的努力，合理安排对性工作者的宣传、药物使用以及防治计划。”皮奥特对该工程也十分热心，在对当时6个比较著名的抗艾滋病斗士进行选择后，联合国最终任命他为该工程的负责人。

　　但是，开头的好局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阻力来自四面八方。支持新工程的国家对如何控制防治艾滋病的成本比如何让该工程的展开更感兴趣，提供主要援助的美国和英国寻求把预算控制在4000万美元之内。联合国内的氛围也毫无友好可言，联合计划的参与组织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的艾滋病款项被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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