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经济与城市命脉

　　连续不断的拆迁被认为拉动了房地产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已超过全市全社会投资比重的一半。

　　被拆迁居民对商品住房的需求约占全市全年住宅销售总面积的1/3，被认为是“重要而且比较稳定的有效需求量”。其背后众多居民被迫负债买房的现实，却暗示了社会财富的转移。

　　层层分税的体制加上财权与事权的倒挂，使基层财政约束变硬。仅占地方财政收入1/4的区级财政，承担着行政开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资金需求量巨大的危旧房改造。

　　易于推进区域水平分工的不动产税尚未开征，地方税收以营业税为主体，做大经济规模成为多方一致的方向，不但助长各城区经济同构恶性竞争，还使对“土地财政”的欲望高温难降。

　　“祈年大街受天坛世界文化遗产规划限制，发展受阻，”这是一位区干部去年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的表述。

　　在全市行政区域之内，北京旧城乃弹丸之地，却拥挤着4个饱含发展激情的区级政府。

　　虽然新的总体规划提出“打破旧城行政界限，调整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近年来被寄予厚望的将旧城四区合一的设想未有下文。

　　总体规划已明确提出调整城市结构的目标，但大规模的建设还是在中心城内发生，外移城市功能尚无具体动作，因拆迁而被驱至郊区的低收入人群，正在加入城郊之间更为汹涌的交通大潮，生活与就业成本加大，城市运行成本高筑。

　　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旧城内每一个四合院的留存，都是落实城市结构调整的行动。

　　形势仍不明朗。较之以往，北京市近年来在旧城保护方面也倾入了更多的力量，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四合院的规定、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保护与修缮的规定等。

　　在一些地方推行的四合院“微循环式”改造，采取居民以院落为单位自愿申请和房管部门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也颇受好评。

　　可推土机又蓄足了马力。吴良镛4月20日在他的恩师梁思成诞辰105周年的座谈会上感言，“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我们总不能给后人只留下一个故宫吧？”

　　(来源：《瞭望》，作者：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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