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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朱艳丽

　　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学史上，鲁迅和林语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大获成功之时，他和鲁迅近十年的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矛盾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化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因为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表示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当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林妻廖翠凤赶紧离开。筵席不欢而散。这本是件小事，但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送郁达夫宴会上不欢而散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鲁迅和林语堂都在场。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语堂灵机一动，“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根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林语堂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林语堂笑着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杨杏佛事件扩大裂痕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还拿起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作战，为人道主义而奔走。

　　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当场死亡。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民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不管这些，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林语堂没有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必要自我辩护。

　　鲁、林友情的终点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为了给新创办的《人间世》杂志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左联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鲁迅也骂林语堂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语相向。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不料鲁迅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史，这是我工作时间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摘自《幽默大师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