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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社会的公正秩序而言，让每个就业者的自由得到平等尊重，让每一个就业者的权利得到平等保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劳动模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哲学命题的产物。

　　文明离不开人的努力。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劳力者不被认为是多么高尚的事情。到了20世纪中期，“劳动”才在中国被上升到一种神圣的地步，尤其是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导致这一转变的是一个哲学命题：劳动创造人类。于是，每个渺小的个人通过劳动历史、文明及人类的终极命运建立了一种神秘的联系。当时国家的政治安排则使得劳动被化约为最底层民众的简单体力劳动。

　　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观念，这种观念与制度安排让那些从前无人关注、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民众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并从普通工人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劳动模范，他们成为50年代全社会的英雄。

　　作为一种动员工具的劳模

　　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劳动模范评选活动其实是那种体制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种必要的资源动员手段。

　　当时实行的计划体制、及国有企业，从根本上是缺乏效率的。因而，经济增长只能依赖要素的大量投入，甚至是不计成本的投入。而从事简单劳动的体力劳动者是当时最现成的要素资源。而且，在那种大锅饭体制下，促使个人努力工作的激励是匮乏的。

　　评选劳动模范，提高体力劳动者政治地位，则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第一，更多劳动力被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妇女被从家庭中动员出来，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高；第二，通过劳模的激励作用，维持人们的劳动热情，并大幅度延长人均劳动时间。于是，在当年生产效率并无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正因为此，在那个建设的年代，劳动模范对于国家实现其政治与经济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国家当然也给予他们以令人羡慕的荣誉，经常也给他们以丰厚的奖励。在个人荣誉、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直接与其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完全对应的体系中，这种奖励通常就是“提干”。

　　很多劳动模范从普通工人，甚至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工”，成为工厂里的干部——在当时的公有制经济下，工厂里的干部就是国家干部。而随着他们从工厂的劳动模范一步步地升格为省、部、甚至全国劳动模范，其中不少人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或工、青、妇组织的领导人，有的甚至进入党政机关，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干部。

　　这是不少劳动模范的仕途之路。他们中最成功的人士甚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种奖励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某些人也曾经在历史的风雨无常中遭遇过冲击，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中有些人被指责为“工人贵族”。到了80年代以后，权力更容易商业化，因而，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官场，走入仕途经常会诱惑那些劳动模范走入人生的歧途。一些从劳动模范起家的人大代表、党政干部也在贪污腐败、滥用权力。

　　当然，这类劳动模范毕竟是极少数。进入仕途的机会是稀缺的。

　　事实上，为了确保企业的生产效率，政府也不可能让劳动模范都脱离原来的劳动岗位，政府还指望这些劳动模范给其他工人起带头作用——在国有体制中，普通工人似乎总有偷懒的强烈动机。大量“级别”比较低的劳动模范，仍然在生产活动的第一线从事普通劳动。

　　正是他们，从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变动的冲击。

　　劳动模范的三重冲击

　　这种冲击其实有三个。第一是知识对于劳动的冲击，第二是市场体制的冲击，第三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冲击。

　　诚如秦晖先生所说，中国50年代的经济模式并不是严格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强调专家治厂，推行的是厂长负责制，强调专业人员在企业经营、管理、生产中的作用。中国模式则带有更强烈的军事共产主义色彩，更强调政治与道德动员手段，评选劳动模范、并将其树立为社会的楷模，就是中国式经济增长的一大特征。强调专业知识与强调道德境界这两种理念，在中国一直存在冲突，表现为围绕着红与专的长期辩论。

　　从7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包括管理专业技能和技术知识——在社会福利分配过程中的权重越来越大，这里所说的福利是广义的，既包括工资收入，也包括荣誉、社会地位及提干、提拔的机会。执政党通过对政治理论的改造，将劳动者的范围大幅度扩展。

　　到80年代，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而国家所放弃的权力，归企业管理者享有；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当然也是由企业管理者所支配。

　　因此，从80年代开始，劳动模范中，工厂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而且，因为他们掌握着专业知识，因而，他们通过劳动模范荣誉获得政治升迁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那些同样是劳动模范的普通体力劳动者。对于后一类劳动模范来说，世界已经倾斜了。

　　更大的冲击还在后头。劳动模范是国家控制经济时代，国家用于动员劳动力投入、提高劳动参与强度的一种手段。劳动模范完全出自公有制企业，而这类企业先天存在效率缺陷，多是靠着包括评选劳动模范在内的种种手段，才勉强维持着其生存。到了90年代，这些企业终于大面积陷入经营困境，无法继续维持生存。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安排这些企业关停并转，破产倒闭。对于普通劳动模范来说，世界真正地变化了。

　　那些掌握着知识的劳动模范们毫无困难地就与市场接轨了。他们依靠管理知识或专业知识，在市场中照样可以获得收入、荣誉与社会地位。事实上，到90年代以后，格局已经倒转：劳动模范的荣誉不过是对在市场和科学技术领域中取得成功的人士的锦上添花而已。没有这一荣誉，他们仍然是明星，其人生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但那些就业于国有企业、身为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模范，境遇则大受影响。国有企业进行调整改革过程中，并没有为他们特别地设计一个避难所。他们跟普通工人一样被工厂管理层和相关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原则处置。于是，他们中不少人下岗待业，甚至失业。由于国有企业的衰落和倒闭，他们的社会福利也大幅度减少。

　　劳动节应成劳动者权利节

　　国有企业工人、尤其是劳动模范们的一些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但平心而论，他们之所以跌入目前的处境，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这种荣誉本身是一个缺乏自我维持力量的经济体制内部的一个辅助性动员装置。之所以需要这个装置，仅仅是因为整个体制是低效率的，因此，必须靠权力的介入，通过自上而下的评价体系，以道德与政治荣誉来激励工人努力工作。过去评选劳动模范是低效率经济体制在别无选择下找到的一种替代性激励机制。

　　今天的市场体制尽管还远没有达到健全的程度，但效率已大幅度提高。其秘密正在于其有效的激励机制。在这种体制中，劳动已经褪去了其政治与道德色彩，而成为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

　　在劳动模范是英雄的时代，只要拼命地劳动，就能获得政府的表彰。那时重要的是劳动态度。但市场中，一个人的劳动与其收入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问题的关键是，你的劳动能否满足他人的需求——在企业内部，就是生产组织的需求，就一个企业来说，就是消费者的需求。一个人仅仅因为运气好就获得一大笔收入，另一个人辛苦工作20年才获得那笔收入，两人收入之正当性是完全等值的。社会所肯定的已不再是劳动或者说劳动态度本身，而是一个人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只要不违法、也合乎道德——带给他人的价值。

　　也正因为此，人们在各个方面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50年代所表彰的劳动模范们的那种狭隘的“劳动”，只是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种种手段中之一种而已。而现在，即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也都在市场压力下，自发地具有积极工作的劲头，包括评选劳动模范内在的那套政治和道德性激励手机制已经无足轻重了。每个人都在拼命工作，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因此获得国家的道德表彰，并因此而获得政治升迁，而仅仅是因为，他这样做，市场会表彰他，让他获得成功和财富，并因此而获得荣誉、地位。这套机制每个人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通过服务于他人增加自己的收益。

　　因此，今天，在劳动问题上，政府所应关注的，不应再是劳动态度问题，是劳动激励问题，而应当是劳动的制度环境问题。

　　面临市场压力，每个人都愿意最有效地劳动，问题是，社会是否平等地保障了每个人的就业自由和权利？是否保障了每个人获得必要之劳动条件？其获取报酬的权利又是否得到保障？其实，今日不少劳动模范的境遇恶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普通工人的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工人缺乏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缺乏对产权交易谈判的监督，从而使他们的不少正常权益被企业管理层和政府有关部门牺牲，以换取经济效率。更不要说，农民工、新兴工人的权益，更是缺乏有效保障。

　　劳动节在劳动模范最荣耀的时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节日。在今日中国，劳动节已被热热闹闹的假日经济所吞没。劳动节从凸显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政治性安排，一下子变成了消费狂欢，这种跨度未免也太大了。

　　也许，我们所需要的，乃是恢复劳动节的正常含义。劳动节在美国起源于工人对于自身自由与权利的诉求。在迈向市场化的中国，劳动节也应当成为工人权利节。

　　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必要把劳动政治化、神圣化。对于市场来说，每个就业者具有基本的职业伦理就足够了，但对于一个社会的公正秩序而言，让每个人就业者的自由得到平等尊重，让每一个就业者的权利得到平等保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