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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里，她几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所有出席表彰会的衣服都是她向亲戚和同事借的

　　事隔17年，祁如琴还不时地会向上高中的女儿提起，当年她在北京短短一周的经历。那几乎是她51年生命中最激动最华彩的时光。1989年国庆，她因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2700名全国劳模、先进一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表彰大会。

　　那年，她34岁，是福建省当年最年轻的全国劳模，也是三明纺织厂的第一位全国劳模。

　　“干一行，就去爱一行”

　　时间再往前回溯20年，1969年，当14岁的祁如琴同哥哥弟弟、妹妹随父母从福州被下放到位于福建山坳深处的沙县农村时，并没有想过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转折。她只记得，从县城到他们落户的田坑大队，还需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没有到过如此偏远农村的妈妈哭了一路。

　　到了1975年，父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被允许返回福州，哥哥也因招生回去了，剩下祁如琴一人，她和其他20多名知青一同着急地寻找着能够返城的渠道。这期间，有过一些企业来招工，名额都被照顾给了年龄更大一些的知青。直到1978年。

　　这一年，三明纺织厂来到祁所在的大队招工。虽然，坊间一直流传着“男不进矿女不进纺”的说法，来形容女工在纺织厂的辛苦，而且三明市与她家所在的福州距离遥远，可已经23岁的祁如琴还是非常渴望得到这个机会——成为工人，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她恢复城市人身份惟一的途径了。

　　因为平时表现很好，她被村民们一致推荐而顺利拿到了这个惟一的名额。11月11日，祁如琴成为了三明纺织厂当年新招职工中年龄最大的挡车工。同年12月，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尝试也轰然开始了。

　　刚进纺织厂的挡车工，没有不哭的，包括祁如琴。经纱车间里布满了轰隆的织布机台，每一名挡车工需要不断地巡回在5部机台之间，以最快的速度把纺出的断线接上，以保证每一股纱锭随机器持续正常地出纱，而单一部机台就有450锭纱。上班8个小时，眼、脚、手都必须不停地运转，还要行动迅速，才可以应付。当祁如琴带着以前生产队的姐妹到车间参观完，她们坚决表示，“我宁愿当农民，也不愿意当挡车工”。

　　不过，祁如琴没有这么想。就像她在生产队时就是每年的“五好社员”，在祁的观念中，“再辛苦，既然干这行，就要爱这一行。”她这一“爱”真是爱得彻底。她开始琢磨，“为什么别人能做得既快又好？”她仔细观察“老”工人怎么做，下班后，干脆把一锭纱带回宿舍，苦练接线头的手法，甚至在党员学习班的课堂上，在探亲回家的火车上，她都手捧着纱，随时随地“练功”。

　　不到半年，她的技术已经非常娴熟了。厂里于是把她调去挡纬纱，这比挡经纱的要求高得多，去挡纬纱的都必须是技术过硬责任心强的挡车工。很快，在纬纱班的月度测评中，她每次都在5个小组里排名第一。班长也因她沾光，月月都和她各分得奖励给第一名的1块钱奖金。

　　从此，又快又好地纺纱，几乎成了祁如琴全部的生活和所有的兴趣。她乐于去研究，如何才能以几乎完美的手法保证纺纱的质量。她甚至担心中午吃饭时为她替班的工人，或与她接班工人的不用心，打破了这种完美形成的过程。于是，中午吃饭时，她不再吃喜欢的菜，因为那个嚼起来慢，她最常点的是豆腐，因为“这个吃起来最快”；她还不厌其烦地为下一班的接班工人配好粗细不等的纱锭，并且详细交代这些纱锭对应的衔接处，只有这样搭配纱锭，纺出纱的速度和质量才是最佳的。

　　因为担心机台织布离开自己的视线出问题，祁如琴还训练出自己8小时上班时间不用上厕所的“本事”，一直到退休都如此。挡车工还有一个特别辛苦的地方，就是上夜班。很多挡车工困得不行，借口上厕所，哪怕在厕所能睡上一会也愿意。而她上夜班时，会先冲上一杯很浓很浓的茶带去。每到困得感觉日光灯都在旋转的时候，她就盼望着摞纱工快点来，摞纱工一来摞纱，她就去帮忙，人一动就不困了。要是摞纱工不来，她就自己找事做，哪怕把已经很干净的机台反复地擦。千方百计，就是为了不打瞌睡。

　　事实上，“追求完美”并不是祁如琴的性格。她最看不惯的，是一天到晚把家里收拾了又收拾的人，她甚至认为，一直忙不完家务的人都“有病”。她对家里的标准是：差不多过得去就可以。

　　曾经眩目的青春

　　三明纺织厂的前身是上海市第26棉纺织厂，1970年才迁到三明市，厂里的老工人几乎全是同原厂一起从上海迁来的。所以，像祁如琴这样新招的福建人在这个厂里反而成了不折不扣的“外地人”。可是，上海的老师傅们却很快喜欢并接纳了祁如琴这个“外地人”。

　　2年的学徒生涯她只用一年就提前转正定机了。转正当年，祁就被班长推荐评选上当年的“厂先进”。从此之后，她几乎囊括了每一年的“厂先进”“厂劳模”“三八红旗手”称号。她的照片常年挂在厂宣传橱窗的最前面。

　　1980年的一件事情，让刚进厂不到2年的祈如琴在3000多人的纺织厂声名远扬，也开始了她职业生涯的“光辉”岁月。

　　那时，祁如琴的这几个机台，一直出坏布，每个班组的情况都如此，厂里的技术员和工人都没有查出原因。当年还是新工人的祁也在一旁悄悄地观察。当她怯生生地把她猜测的一个故障原因反映给一位技术员时，年轻的技术员没有当回事；她不甘心又提醒给了另一个老技术员，老师傅当真把有疑似问题的纱进行检测，结果果真如此。困扰大家一个多星期的难题竟被刚进厂的小丫头给发现了。接着，她又发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新加的机油粘在了粗纱上引起的。厂里立刻决定，几十年不变的滴油程序从此取消。

　　第二天，厂部红榜通报表扬了祁如琴和老技术员。成就感冲击着刚刚进厂的祁如琴，每天她都会有意从红榜前面经过看一眼，然后再心满意足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从那时侯起，祁如琴的名字就不时地出现在厂里的红榜上。包括：

　　1982年、1983年，三明市劳模。

　　1982年，“省级操作能手”。

　　1984年，省五一劳动奖章。

　　1988年，全国纺织部的劳动模范。

　　1989年，全国劳动模范。

　　1993～1997，全国人大代表。

　　1995年，福建省十大杰出工人，等等。

　　所有获得的荣誉中，让祁如琴最为骄傲的，就是1989年国庆期间，她因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北京的那个星期，在之后17年间，反复重现在她的记忆里；也成为其不厌其烦讲述给女儿的“经典”。

　　出发去北京那天，厂里职工敲锣打鼓地用小车把戴着大红花的祁如琴送到火车站。在三明火车站和福州火车站，也都是锣鼓喧天地欢送一起动身的劳模们，大家把他们送上北上的列车。祁如琴至今还记得那种略带晕眩的既兴奋又光荣还羞涩的感觉。

　　全省69名全国劳模和先进包下了列车的一节车厢，车厢里，桌子全用簇新的白布铺着，桌上摆着热水和花生瓜子；他们去吃饭时，还有专门的乘警为他们看着行李；其他车厢的人纷纷议论着，“这车都是劳模啊”。这个场景永久地停在了祁如琴的记忆中，这种礼遇她从没有碰到过，之后不曾再有。

　　这次把全国劳模和先进个人汇集到北京的宏大的表彰大会，是事隔30年之后第一次，1989年，国家急需通过一些积极正面的人物事迹，来凝聚和振奋全国人民的精神气质。这使得这次的表彰大会显得格外隆重而特别。

　　在表彰大会上她看到的一言一行，一景一物，都像定格的画面在日后反复出现在祁如琴的回忆里。特别是当看到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等出来讲话，学生拿着鲜花在台下面欢呼时，她只记得自己脑子一片空白，双手一直在鼓掌，泪水不自觉地充满了眼睛。

　　表彰会后，组委会还安排大家参观长城、故宫等各个旅游景点，在劳模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天空中燃起了欢腾的焰火。

　　从北京回三明以后，祁如琴和其他省的几名全国劳模被安排到一些企业演讲。他们站在台上，接受着台下诸多学生的热烈欢呼，她感觉自己的手在发抖，眼泪再次溢出了眼眶。

　　那时，省、市里大小报纸都以重要篇幅报道他们的事迹。

　　从此之后，在三明纺织厂所有人的口中，“祁如琴”的名字被“劳模”取代了。

　　90年代，与厂共荣辱

　　1989年秋天，是纺织工人、全国劳模祁如琴生命乐章的最高潮，也几乎是由中国纺织行业代表的国营企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前最后的美好时光。

　　90年代以后，由于“宏观失控”以及种种原因。中国纺织工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效益不断下滑。从l993年开始，国有企业连续6年亏损，一度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在这期间，“纺织工业”被称之为“苦菜花”的同义词。纺织工厂成为高中、中专学校毕业生最不愿意去的行业。

　　1994年，全国百名劳模受全国总工会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45周年观礼，祁如琴也在受邀之列。那时候，厂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很不好，为了给厂里省钱，她选择坐火车来回。在她从京返回、出福州火车站等公共汽车时，行李箱被偷了，里面装着祁的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奖状，和领导人的合影以及全国人大代表证、身份证等等，她急得当场就哭出声来。几经查找未果。就这样，代表一个劳动者生命历程中最辉煌时刻的历史物证，以这种突然的方式永远遗失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模”带给祁如琴的美丽光环逐渐消褪，当年的荣耀与欣喜也慢慢淡去。虽说1983年，关于省级劳模可升学深造的规定出台；同年7月，如何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及改善住房条件也被写入文件；1989年全国劳模大会之后，国务院又决定为该年获得全国劳模称号的职工每人晋升两级工资，但只有小学文化，1989年时已年过30的她已不符合深造条件，惟一得到的“实惠”是，晋升两级工资，即每月增加30多元。而这两级工资的“实惠”在拿了四五年后，也随着1994年厂里进行工资改革，一并被取消了。

　　尽管如此，自获得全国劳模之日起，祁如琴就决定“这是厂里给我的荣誉，我要为工厂服务到退休”的想法依然。那个时候，虽然厂里很困难，厂外私人的纺织企业又想高薪聘她，她还是留在了飘摇的工厂。

　　从1995年开始，中央提出三年压掉1000万旧纱锭，分流安置120万下岗职工的目标，这个数字占国有纺织企业员工的四分一。一批中小纺织厂关停并转，为数众多的纺织职工纷纷下岗(上海纺织工人成为上海第一批下岗工人)、转岗。

　　到了1998年，三明纺织厂开始实行“压锭减员”，根据其中一项政策，凡年满40岁，可以提前退休，而对劳模的退休政策更为优厚，祁如琴动了退休的念头——她这样的经验和年龄，正是私人纺织企业最需要的角色。厂里许多纺织女工也趁此机会纷纷摆脱了这个辛苦的行当，偌大的车间一下子没有人了，原来五六十个人的一个班组只剩下十几人，因为女工走得太多，工厂竟到了无法正常运转的地步。厂领导找到祁，说“厂里现在非常困难，你这个劳模也是厂里培养的，现在厂里需要你，你先留下来吧。”祁答应了。

　　1999年，纺织厂实行第二批“压锭减员”。分厂厂长又找到她，说“不要走，和我们一起干”。祁只是有点担心这个厂子会不会倒掉？可还是留了下来。她留下来的任务就是集中培训新招来的员工，使她们迅速能够上岗。一天八个小时，除了吃饭，她必须在轰隆的车间里不停地在讲。

　　因为用嗓过度，几个月后，她声音全哑了。医生告诉她，如果再不静音，可能从此失声。为了保住嗓子，她决定教授时尽量小声。

　　2000年，厂子还是倒闭了。原三明纺织厂改制为三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原先国有企业的标志性身份——劳模，在新的公司里，不复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原先厂里针对劳模的种种优惠，包括退休补助将不再有。

　　面对新公司，这个80年代的老工人又一次答应了领导希望她留下的请求，并打算投股5000元，“帮助公司”重新开始新的职业历程。

　　这时，福州家里打来电话，父亲中风在床。

　　在新世纪被遗忘

　　真正让祁如琴下定决心回到福州的，是2000年福建省的一纸新政策。政策规定：凡老知青退休或单位倒闭的，户口可以迁回原籍所在地，家属可以一同迁回，孩子必须18周岁以下。为了孩子有更多的升学就业机会，她决定举家回到福州。

　　这可能是第一次当厂里和家里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她选择了家里。因为公司没有了40岁退休的优惠政策，她只能办理“内退”，“内退”工资每月300多元。而如果1998年她办理退休的话，退休工资超过千元。

　　刚回到福州，他们一家三口、父母亲、哥哥和弟弟的两个家庭一起挤在2间各16平方米的房间里，那是1974年父母亲从沙县返城后福州市政府提供的。现在这里是福州仓山著名的棚户区(贫民区)。

　　后来，政府给每户增补了一间房，祁如琴一家三口终于拥有了一间11平的小屋。三间房的租金是每个月60元。在那个狭长小屋的左侧纵排放2张床，16岁女儿的床靠里边挨着窗户，祁如琴两口子的床紧贴着门边；屋子右侧，并排摆着一个宽不到1米的旧式衣柜和一张老式办公桌。这便是他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现在，祁如琴每天的主要任务是照顾母亲(父亲去年去世)、自己一家三口、以及哥哥弟弟及妹妹的三个孩子共7个人的一日三餐。

　　回到福州6年，祁如琴和周围五六十户棚户区的邻居已经很熟识了，可是很少人知道，年轻时的她曾经是福建省最年轻的全国劳模，曾经拿过一名劳动者能拿到的几乎所有大小荣誉。现在她和周围邻居一样，平日里总是穿着拖鞋和便服，谈论着刚刚上涨的煤气费和油价，细心照料着全家人的起居饮食，像上班一样准时。只有当她谈起在工厂时的情形时，你才从她神采飞扬的脸上看到不同于其他妇女的生动和——骄傲。

　　如今，她和那段“辉煌”历史仅有的关联就是，每年年底，三明市总工会都发给全市各劳模200元的补助，2年前，这笔钱被集中发放给特困的劳模，从那年起，她能拿到三到四千元的“特困补助”。去年春节，祁如琴收到4000元钱补助时，还特地打电话回去表示感谢。

　　去年，祁如琴年满50，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每个月可以拿到920元的退休金。已经买断工龄的丈夫，现在在家附近的一家小厂打临工，工厂一年中只有半年开工，一年下来能赚上3000多元贴补家用。现在，他们家花销最大的项目就是上高中的女儿。她说，女儿很懂事，知道自己家经济情况不好，从不会吵要买很贵的东西，平时里，她时常还会跟女儿提起当年她在北京开表彰大会的情形，以及她印象中17年前首都的模样。

　　采访末了，她略带羞涩地跟记者说，其实她最大的愿望，除了供女儿顺利读完大学外，还想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想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近20年里，她几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所有出席表彰会的衣服都是她向亲戚和同事借的。

　　祁如琴说，她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得劳模或者先进，所以之后也从没有想过要用这些荣誉为她换取什么。对她来说，“劳模”已经是过去，是只剩回忆的历史；对政府来说，她又何尝不是“历史”？当记者致电三明市总工会打听祁如琴近况时，得到的回答是，“她已经没有任何宣传价值，你们不用再找她了”。

　　“我觉得现在的劳模都是假的”

　　问：在你看来，要当上劳模需要具备哪些标准？

　　祁：我根本不知道要什么标准。反正我就是这样干活的。哪里有按照评劳模的标准去干活的。

　　我觉得(劳模)在厂里干活肯定要干得比别人好。做工人的(当劳模)，第一个肯定操作技术得过关，技术不好，再肯干也没用。还有就是思想好。

　　问： 你知道的有没有不符合劳模标准的劳模？

　　祁：怎么会没有。底下的工人都在讲(这些)。

　　像大家议论1995年(我们厂里)评出的那个全国劳模，就说，祈如琴是苦干(得到的劳模)，他是“巧”干。

　　问：一些私人企业老板和体育明星也成了劳模，你认为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祁：姚明，也是靠他的技术(比别人好)获得的劳模。因为分工不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劳模，我是这样认为。在他那行，他干得好，当然该得劳模。

　　私营企业老板，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他怎么是“干得好”呢？反正我是想不通，老板当劳模，人家都不会相信。

　　虽然也不是百分之百这样，但老板当劳模，十个有八个是投机取巧当上的。他们当上劳模，生意就好做了。

　　问：你认为劳模的榜样作用是越来越强，还是更弱了？你当时感觉自己有起到榜样的作用吗？

　　祁：现在没有榜样的作用了，以前真的就是这样(起作用的)。现在人们都忘记(还有)这个了。

　　我没有想到过要去做榜样，但是我做出来以后，人家就认了——“哦，劳模是该这样的”。

　　问：你觉得当时对你的报道和实际情况一样吗？

　　祁：他们做的报道也都是根据厂里报的材料写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我当时被评上的时候，我们厂里书记就说，“我们这个劳模是没有水分的”。

　　问：现在，在和人闲聊或别的什么场合你还会提到你曾经是全国劳模的经历吗？

　　祁：我从来不提。不好意思提到，提它有什么用呢？人家会帮你什么吗？

　　问：你认为现在还需要劳模吗？

　　祁：现在许多国有工厂都没有了，私人企业怎么评劳模？要评的话都是这些工厂的老板，按上缴钱多的，评劳模。所以现在评劳模，我都……我觉得那些都是假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丁尘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