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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发声

　　潘岳并不孤独。去年，当“潘旋风”首次刮起时，另一个领域的风暴已经正在酝酿之中。

　　这场风暴的发动者是一位生于1945年、两鬓斑白的老人。去年2月28日，李毅中临危受命，出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上任伊始，他一改温文尔雅的形象，放出狠话：“将以六亲不认的姿态重塑安全监管权威，并承诺在3年之内偿还所有安全欠账。”

　　半年之后，64岁的张保庆发怒了。他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在一次会议上，他以长达45分钟的时间斥责8个省、市、自治区政府不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声言家庭贫困学生不能入学可以给自己写信。

　　而在今年1月初，卫生部部长高强也一改低调形象，批驳公立医院在大量牟利。

　　突破与阻力

　　铁面狠话之后，个性部长们正在向沉疴开刀。在安监总局整治“官煤”的风暴中，截止到2005年12月，“红顶商人”们已经撤资5.62亿，占登记入股资金的76%多，数十人因假撤资而被停职乃至追究刑事责任。张保庆斥高校乱收费之后，教育部决定：2006年一律调低这些地方和有关高校的大专(高职)生、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计划，并暂停这些地方和有关高校的硕士点、博士点的审批。在1月7日召开的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在讲话中提出，要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建立医疗救助基金，不许见死不救，同时要求各地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

　　“作为国家政策的代言人，部长的行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一位专家称。1997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总局；2005年2月，原国家安监局同样升格为总局———从副部级到正部级的跨越，让部长们的腰杆硬了。另需注意的是，打击“官煤”是中纪委和安监总局的联合行动，而环保风暴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支持，教育部对违规高校的惩罚得到财政部的配合。

　　但个性高官们仍感到了巨大压力。李毅中曾感叹“我们安全监管单位没有枪没有炮，只有一把冲锋号”；而发动首轮环保风暴后，潘岳沉寂了半年之久，这也引起了人们的诸多猜测。

　　“我们为局长担心，因为他触犯了庞大的利益集团。”李毅中的一位下属说，“中国的安全监察体制历来纵横交错、条块分割。在煤炭行业实行的是垂直监管，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张保庆也曾就助学贷款难以落实有过一番分析。助学贷款涉及政府、高校和银行三方面的利益。按照相关政策，中央部属高校的贷款贴息全部由中央财政负责，地方高校的贷款贴息则由地方政府出。有的地方政府一心想着等中央财政的补贴，不愿意掏贴息。高校由于大部分经费要自筹，也不想出风险补偿金。至于银行，因为风险补偿金只相当于贷款的几个月利息，也没有动力执行有关政策。对此，教育主管部门却无力协调和监管。

　　而在环保领域，地方政绩观与中央意图的分歧更加明显。“某些地方政府负责人至今没有树立科学发展观，甚至充当违法排污企业的保护伞。”潘岳说，“他们仍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惟一指标。”

　　但一位政治学者说，“市场经济已经运行了10多年，地方政府很自然地希望获得经济发展，人的收入毕竟是个硬指标，政令不通的状况因此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则是个性部长发威背后的深层问题。”

　　改变考评体系是必然选择

　　“对国家而言，个性化官员是政策、措施的传声器，借由他们在百姓中的良好口碑，中央乐于由他们传达政策、进行代言。”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然而，个性化官员的个人能量毕竟有限，从长远来讲，要将有关问题和利益关系理顺，势必通过相关制度的建设进行。”

　　这个观点已经在环保领域得到了认可并即将实施。“中国将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环境保护政绩考核，克服单纯追求GDP的倾向。”在2005年9月中旬召开的联合国60周年峰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撰文指出。而在此次环保风暴中，潘岳发狠话称“谁破坏了环境就摘谁的乌纱”。另据环保总局透露：经过与中组部的多次沟通，2007年，环保指标将被正式列入我国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内容。

　　中组部干部一局戴处长曾对记者表示：确实要加重环境政绩的考核，把环保指标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

　　另有专家认为：能源、安全、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指标，也应该逐渐纳入干部考评体系。

　　“但考核部门如何全面收集到真实的数据是个问题。考核的数据由谁来提供？环保部门对目前的环境损失掌握多少证据？信息收集系统是否完整？这些都是制约因素，要防止有人靠编造数字来制造政绩。”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主任吴江教授说。　　　　　　　　　　　　　　　　　　　　

　　(文／赵蕾　杨涛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