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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农村建设，是要解决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如何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响亮起来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先生们似乎突然迷失了农村发展的方向，找不到前进的榜样了。

　　先是媒体报道，说著名的安徽小岗村的领导人在走访更为著名的河南省南街村时，表示小岗村将结束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重新走回原来的集体经营制度。这消息多少让人惊愕。后来的报道让人宽慰了许多，因为小岗村并没有强制农民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集体”，农民可以有选择的权利，而多数农民选择了把自己的承包土地租给那个“集体”。农民对“集体”在心里还有一个“怕”字。

　　然而，舆论还是显得迷惘。小岗村最早走上了解散集体、承包土地的道路，但它没有富裕起来，而富裕起来的似乎是那些坚持了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难道小岗村错了？难道全国几十万个村庄错了？难道改革开放后所农村的方向错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就是江苏的华西、河南的南街、北京的韩村河这样的村庄？前两年，江苏在全省基本完成了农村产权改革，除少数村庄之外，其余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实现了民营化，难道这也错了？

　　明星村模式能否复制？

　　依我看，所有对承包制发生怀疑而要倒回去走集体农业道路的先生们，都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

　　中国农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搞承包制，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食品供应问题，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少，而相比之下，我们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搞集体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样一个巨大的“面”上经验，我们能拿几个“点”的经验来简单否定么？

　　其实，少数几个村庄富裕起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搞土地大包干。国务院财经办原副主任段应碧讲得好，这些少数村庄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发展了才允许他们对农业进行补贴，把集体耕作方式坚持下来。集体耕作的方式使他们能有计划地利用土地搞工业开发，而不是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农业经济效益的证明，最终要看投资收益率，要看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不是看每亩的单产。

　　少数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形成发达的工业经济有多方面的特殊原因，包括带头人的个人魅力，带头人营造的对农民的特殊控制方式等。有的村庄大量使用国家贷款也是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这些村庄的共同特点是对拥有个性的领导人的依赖，他们的去留将决定村庄未来的命运。不止一个这样的村庄为了防止权力分散引发的控制力减弱而采取了家族内部继承权力的做法。这些村庄的决策是更集中了，还是更民主了，也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这些村庄还有一个资源是“明星村”带来的广告效应，如果带头人能审慎地利用好这种效应，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集体企业(或共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孰优孰劣不能简单而论。如果私人权力侵入了公共领域，控制了公共品的供给，那不仅是经济上的低效益，还可能是政治上的灾难。同样地，如果公共权力在私人领域取得了控制地位，也会有可怕的后果。两种权力，两种所有制，各有自己的控制边界，这种边界在历史上是变化的，但在一个时期里是稳定的，也是可以由法律来规范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在确定这种边界上面有了巨大的进步，由此确定了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方针，并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我以为这样的制度完全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我衷心地祝愿我国少数几个明星村能蒸蒸日上，继续保持繁荣。国家的改革应该给些村庄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只是他们应该和其他村庄平等竞争，而不应受到特殊关照。

　　我甚至认为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村庄应该先行“村改市”试点，因为这些村已经有数万人口，如果按照城市标准去建设，未来的发展情形会有很大的不同。全国如果有5000个建制镇和明星村按照小城市的模式去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建造别墅上相互攀比，那会节约多少土地！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又会提高多少！

　　在整个苏南，在华西村的旁边，经济实力强大的村和镇多得不计其数，只是它们中的多数没有明星的帽子，而以私营企业为主。浙江的许多地区以私人企业为主，那里的老百姓很富裕，生活过得又有很大的自由度，它们没有明星村镇的品牌，但能做到藏富于民，也是值得赞赏的。中国的土话说的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如果让这些镇和村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竞争，体制优劣也许更会一目了然。

　　榜样应该多元化

　　明星村已经被社会树成了榜样，这应该是好事。但我认为榜样也应该多元化，选择学习的榜样也应该有自由，特别应该有老百姓的自由，而不能是少数村干部说了算。

　　就我的个人的看法，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农村建设是要解决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如何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这些地方没有发展起来工业，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要靠国家支持，而明星村是把自己的工业和农业捆绑在一起，直接实现了“以工补农”。我相信，大部分农业村庄还是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间接地实现“以工补农”。这些村庄的发展最终要靠两个办法，一个是促进劳动力转移，让剩下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来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另一个办法还是农民兼业。即使农民户均实现了20～30亩地耕作面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要以非农收入为主。要让农民获得充分的兼业机会，必须依赖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然而，中国的一些农村精英似乎很着急，心里盼着快快像明星村那样富裕起来。但如果守着土地搞农业，农民要很快发达起来还就是不容易。土地资源质量不高，户均耕作面积很小，依靠农业很难过上富裕日子；交通条件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又使多数农区难以发展工业经济。依靠劳动力转移也只能让农民攒一点盖房娶媳妇的钱。让中国每一个村都办起相当规模的工厂是不可能的事情，经济规律决定了工业集中到城市和其周边地带。经济成长的最高阶段是剩下少数农民搞农业，让农业成为城市的一个食品生产“车间”，而不是把农村变成工厂。落后的农业居民要致富，最捷径的办法是走出去，走到城市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平均工资”的规律要起作用，农民想穷也难。但发展到这一步需要时间。

　　就说小岗村吧，他们目前的选择究竟能不能让小岗村的农民很快富裕起来，还真令人生疑。可以计算，一户农民将自己的5亩地租给农业公司，每亩500元，获得2500元；农民每个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再被农业公司雇佣，每月得到1200元，每年则得到14400元，总共是16900元。如果让农民自己耕作，每年只能得到大概2000元，一下子翻了大约8.5倍！如果他们不是租地而是以土地入股，收入似乎还要多！这农业公司简直是神仙下凡！这样的“回归集体”简直就是“点石成金”！当然，这个神话是不会出现的。农业公司吸收的劳动力一定会比它所占用的土地上排挤出的劳动力要少得多，农民还是要走上打工的道路，区别是他的土地租给了农业公司！历史就是这样，多数人的命运归于平淡，奇迹只发生在少数人那里。

　　我们正在完成新农村的建设任务，主流的做法还是要按一般规律来。我们相信那些已经显示了效力的东西，那是给我们带来丰衣足食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我们也相信给世界人民带来丰衣足食的东西，那是受到保护的土地财产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