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肿瘤杂志》是什么态度？

　　2003年，司履生给《中华肿瘤杂志》编辑部写信，就魏于全的论文《异种黑色素细胞疫苗诱导小鼠恶性黑色素瘤免疫反应》撰写了评论文章。

　　“这篇评论文章差不多1000字，对那篇论文提出了一些质疑。” 司履生说，“后来，杂志社给我回信，说已经将我的信转给了魏于全，待魏答复后一并刊登。”

　　“不久，我接到了魏的电话。魏说他已给《中华肿瘤杂志》的主编打过电话，对方说让我们私了。当时我说，不存在私了的问题，这是学术问题，又不是我们之间的个人问题。我写出自己的疑问，你回答就可以了。”

　　司履生说，魏于全“承认他的细胞株可能有问题，质量是可能不合格，他在实验中有错误，并说因为论文是研究生写的，他没有很好把关，今后他要汲取教训，很好注意等等。”

　　但是，魏于全近日表示，他已经圆满回答了司教授的提问。“在接受司先生对论文质疑的两封信后，我发现他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很多误解，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司先生没有仔细阅读我们的论文及当前国际上相关专业的科学进展，另一部分原因是对我们的实验过程和细节不太了解造成的。”

　　那么，《中华肿瘤杂志》对司履生的质疑和魏于全的论文到底持什么态度呢？记者找到了该杂志编辑部2003年7月18日给司履生的复信。信中说，“罗、魏的那篇文章确实存在着错误疏漏之处，您严肃地予以指出，这对于青年科技工作者实属关心爱护之举……我们很敬佩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这正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最宝贵的基本素质，但愿它能在新一代的研究人员中得到发扬光大。”

　　《自然·医学》为何未登司履生的评述文章？

　　与《中华肿瘤杂志》的论文相比，魏于全2000年6月发表在《自然·医学》的那一篇论文无疑更加重要。

　　在认真研读过这篇文章之后，司履生和他的学生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了历时约两个月的重复实验。“结果与魏的论文很不同，也验证了我的疑问。”司履生说。于是，他给《自然·医学》杂志写了一篇评述性文章，历数了自己的疑问。杂志编辑回复说，接受司履生的文章，并将和魏于全的回复文章一起刊发。

　　然而2003年9月3日，司履生致函《自然·医学》，要求推迟刊发这组文章。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魏博士在收到我的评述之后，很多次给我打电话，并在一个月内3次到西安拜访我。魏承认其实验中的欠缺和错误，但希望我撤回评述或致信《自然·医学》推迟文章的发表。魏说，这对他非常重要，我的文章让他非常紧张，他每天难以入睡，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同时，他还动员朋友们来劝我，这让我感到很大的压力。为此，我写信请求您在可能的情况下推迟对我文章的发表。”

　　不明就里的编辑多次向司履生询问推迟发表的时间和原因，往复的邮件将近10封。最后，杂志社决定，不再刊发司的这篇文章。司履生对编辑部的这个决定感到不满，他多次致函编辑，说明自己只是要求推迟发表，而非撤销文章。

　　今年3月31日，记者当面向魏于全了解论文的情况。魏于全几次提到，自己被司履生指出问题的两篇论文，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目前，科学上的问题，应该是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我那个东西是国际公认的。为什么说是国际公认呢？在我们这个基础上，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国外做类似研究的有170篇，就是人家做了，引用我的。这种文章是很多的。”魏于全表示，“国外没有哪一个教授说反对我的，人家还在用。这个领域现在非常火。”

　　相反，魏于全认为司履生提的问题倒是有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他提问的方式错得太多了，他给《自然·医学》去信，几个问题里边有明显错误。”

　　“后来两个杂志都是有决定的，觉得我还是很有道理的。《自然·医学》也没有登他那个。就是说人家认为不值得登。”魏于全说。

　　司魏二人见面究竟谈了什么？

　　司履生介绍，《自然·医学》表示接收他的文章并请魏于全写回复文章时，魏于全“一连5周，每星期五从成都飞到西安，星期六早上到我的办公室，恳求我一定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2003年中秋节前，每一次来都带着不少礼物，主要是一些四川的土特产。”

　　“他说，这篇文章求您别发表了，对他影响太大，关系到他的个人名誉。我说，你的文章我有些看法，我提出意见是很正常的，你回答就行了，也不会有影响，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

　　“魏说，可国内的人不这么看，这样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恳求您别发表了，我知道您的科研经费紧张，我愿意给您支持100万的科研经费。”

　　提到几次到西安找司履生，魏于全的说法是：“因为我看了他那个信，可能误解得太多了，就想面对面跟他交流交流。”

　　因为觉得司文的问题很多，“我想这样的评述文章如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对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先生会留下遗憾，国外从事学术的人士可能会误认为这是中国教授的水平……我当时的本意的确是不希望他发表这样的评述，或者至少是应该进行大的修改以后再发表，以维护老先生的学术声誉。”魏于全说。

　　“至于我给司先生送了什么‘大礼’，说来可笑，但是不得不澄清，是我在去西安路上，在候机厅买了一点成都的小特产，总共不到100元钱。”魏于全说，“司先生作为一个长辈，他也是我导师的好朋友，按人之常情，带点家乡小特产也是对长辈的尊敬，总不能空着手去。”

　　“在我与司先生的交流过程中间，他谈得最多的是西部的科研人员缺少科研经费。”魏于全说，“我考虑他是不是想与我们一起合作，于是建议我们与他们合作，发挥他们病理学的一些优势，做些研究，以便将来能有更好的基础共同申请一些大的项目， 例如100万以上的项目，他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很高兴。后来，在我与司先生的交往中，我发现我与司先生很难沟通，当然主要还是缺少共同感兴趣的研究内容，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司履生否认魏于全曾与他深入探讨学术问题：“他来了之后，始终就是那几句话，只是让我撤回文章，始终没有和我讨论学术问题的实质。每次提到争议问题，他都不直接回答，不说明自己实验的细节，只是说谁谁的文章也是这样。往往，我们俩面对的时候，是长时间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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