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从唐至清，有捡到遗失物品必须上交官方的规定，并有相关的惩处奖励措施。“拾金不昧”一词到清代才有，出于吴炽昌的笔记《客窗闲话》。

　　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关于“拾金不昧”的故事并不多，但被我们的社会曾经无数次的推崇。通常提到的无外乎“乐羊子妻”“甄彬还金”“林积还珠”等故事。

　　“拾金不昧是中国传统美德”，这种语言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尤其是对80年代以前出生的孩子来说，“捡钱交公”是他们在作文时必写的内容。

　　似乎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社会曾对“拾金不昧”如此浓重地渲染。

　　一段时期，“拾金不昧”由形而上的公民素质被具化为一种形式上的行为规范。就像学校里面对课间操的严格要求，锻炼身体早已不是目的，能在统一旋律中达到千百人手脚动作划一，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当人人都高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时，讲台上的盒子里出现了很多一分钱，它们有的来自于地上，有的来自于孩子们的零花钱。老师的表扬让很多人体会到了交公的收益。

　　然而，当有人可以用一分钱来获取这种道德上无限上纲时，那些真正从地上捡到一分钱的人却不好意思再把它放到盒子里了。这种形式主义对道德的屠戮屡见不鲜。

　　有些人经常用回忆五六十年代的“民风淳朴”来嘲讽今天的世风日下。从北京市招领处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从80年代末捡拾物品的数量开始下滑，从1989年的3万余件直到去年的1400余件。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更多地关注了这里面的成本因素，认为成本的高昂阻碍人们的向善之心。但谁又能否认，这其中没有大众对被形式主义过分渲染的“拾金不昧”的叛逆情绪。

　　曾经，孔子弟子子路救了一个溺水者，对方送头牛表示感谢，子路接受；子贡替一位奴隶赎身，官府要奖励他，子贡拒绝。孔子说，子路之事可以促使人们乐善好施，子贡之事则会阻塞人们向善的意愿。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