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是靠美德，这就受限制”

　　招领处里的空间并不宽裕，对于失物存放，只有前厅和后面的两间库房。但空间目前并不是问题。因为相较于以前，现在送来的捡拾物品数量要少得多。

　　北京的人口数量相较于30年前翻了一番，流动人口也多，城市建设拓展到了六环的位置，但招领处接收的捡拾物品数量急剧萎缩。

　　2005年，招领处接收各类物品1463件，比30年前1975年的122万余件(其中11789件是建卡登记物品)，减少了800多倍。

　　“往这里送东西的个人非常少，一年也就三两个。大部分都是派出所、社会上的出租车公司、百货商店交来的。”王运宗接收的物品里，派出所送来的占大多数。即便是类似于商场等社会单位，把捡拾物品上交的也不多。

　　“没有法规约束这事儿，只是凭群众的惯性思维来做——捡到东西交警察，纯是靠美德，这就受限制。”王运宗说道。

　　一旁的刘卫民插话道，“你随便找个路口，你看有多少人是按照红绿灯过马路的，这还是在北京。光靠道德不够，必须有个法规规定个底线。”

　　陈卫民在刚来招领处时，每年接受捡拾物品3000件左右，近两年一直维持在1400件左右。作为北京市惟一管理捡拾物品的机构，这反映了整个城市捡拾物品上交数量的下滑趋势。

　　数量的下滑只是变化的一角。

　　走进招领处后面的两间库房，南窗的光线被几个大货架遮挡得严严实实，空气散发着一种仓库中独有的霉味。

　　五花八门的东西堆满了货架，电饭锅、雨伞、旧衣服、鞋、旧皮箱，在角落处还能见到很多款式各异的拐杖——实在无法想象失去它们的失主是如何走回家的。

　　“以前送来的东西还消毒，现在也不了，破衣服直接销毁。”老警察王运宗在这里担负着仓库管理员的职责，每次有东西送来，他都要把里面的东西分门别类，一项项地整理干净。许多时候，打开袋子里的衣服，会发现里面裹着已经腐烂的水果或长毛的食品。

　　很多东西上面还有主人汗渍的味道，这些装在塑料袋、皮箱里的物品被打开时，整个屋子立刻就变成了一间“毒气室”。

　　“每收拾一次东西都弄一身土，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一些东西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了，白给也不会有人要。好点的我们挑出来直接摆到展柜里。”

　　王运宗所谓的“好点的”是指放在大厅里的那几个展柜中的物品，它们被分成三类，一类是在靠近大门的木板上挂着的一串串大大小小的钥匙；一类是码放在木架上的各色钱夹；其余的是放在几个大展柜里的物品，那里面有相机、手表、手机等物品。它们中间很少能见到当下的款式或昂贵的物品。看着它们，你感觉自己更像身处于街边巷尾的旧货商店。

　　“我们这边值钱的东西数量很少。”陈卫民回忆这两年招领处接收的最贵两件东西，一个是SONY的DV一部，他估计市价应该在五千元左右，另一个则是前两年由地铁安全管理办交来的一部投影仪，这部价值一万多的物品因为无人认领已于去年变价处理。

　　钥匙、皮夹、证件、相机、手机，这些身居前厅的物品，通常具有可以上网找失主的资格，其他物品很少。能上网的一年不过二三百件，占物品总量不到20%。

　　“真正值钱的东西现在收不上来。”陈卫民说，因为这很多人常开玩笑地说他是“破烂王。”而社会上，却常有人丢失值钱的物品。

　　而一个在别人看来很普通的东西，有时却对失主有特别的价值。

　　陈卫民讲了个故事，一位老人在西单商场丢了一双手套，在得知商场已经将手套交到招领处之后，让自己的女婿特意打车到招领处来认领。在外人眼里那双手套可能连五元钱都不值，更别说那几十元的打车费用，但老人就是要自己的那双手套。

　　但这种事毕竟很少，西单商场送来那一箱手套中，只有这一副回了“家”。

　　招领处正在被社会遗忘

　　在招领处的墙壁上挂满了失主送来的锦旗。每面锦旗上都挂满了灰尘，大部分都是上世纪的。

　　从2000年搬到这里后，招领处就很少再收到锦旗。“来这里的人也少了，交通也不如以前。这趋势是年年递减的，一年一年跟过去就没法比了。”王运宗告诉记者，现在这个房子是租的，一年30万的租金，马上就到期。

　　因为一直在临时地点办公，所以到现在招领处也没有办法安装公安专电。

　　崔宝林负责失物信息上传网络的工作，因为没有专电上不了公安网，他只能每月一次到总队去上传失物信息，这让招领处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包括在查询失主信息时也受到限制。“比如我们捡到一个身份证，用普通电话打到对方的派出所，他们是不愿意协助查询的，这里涉及到保密的问题。”

　　即使是“社会网”(internet)招领处也是在去年年底才安装上。

　　“这种通讯不畅也影响了招领处的归还物品数量。”陈卫民说，对失主比较重要的是一些证、卡，通常会在派出所存放三个月，找不到失主的才会上交到招领处，招领处因受上网条件限制只能一月上传一次信息，结果，即使联系到失主，东西也没用了——失主该补办的都补办完了。

　　“招领处的工作实际是在萎缩中。”在陈卫民来到招领处之前，这里有一个正科两个副科，在他接任时，已经不存在副科的编制了，人数也只有14人，经过2000年后2003年的机构人员下沉(下到分局、派出所)和退休，人数变为现在的5人。

　　“现在收的东西少了，跟人少也有关系，像以前我们有两辆车，人也多，有专人跑外联到各单位进行宣传。”因为人少，现在招领处的工作分工已经不明确了，很多事情需要五个人一起来做。

　　即便这样，还经常因为临时任务而被抽调人手。2005年的春节，招领处只剩下陈卫民和王运宗两个人，轮流值班了一个多月。今年夏天，张金陵还会被抽调一个月，押送未成年人回家乡，去年被抽去执行这项任务的是刘卫民。

　　“招领处有三老，房子老、东西老、人老。”崔宝林说，以前招领处的家具上面还雕有毛泽东诗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的家具也多是上级机关换下来的。

　　“你采访我们这里一般上面都会同意，这里需要宣传。”王运宗说，“精神文明建设是提倡，但它是个软指标，花很大的力气不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立功的，历史上就没有三等功，二等功更不用想。”王运宗说。

　　现在的招领处，来人稀少，有时一天来不了一人。那种各界人士来参观的热闹景象早已经不见了。王运宗说，“为了密切警民关系，几年前招领处还主动联系学校来这里参观，对方也没有直接拒绝，但后来都没有来。”

　　陈卫民讲，有一次，一个三年前丢东西的人走了进来，询问招领处里是否有他丢的东西。并不是因为他找东西找了三年，而是在路过这里时才发现原来北京还有这样一个机构，于是就进来问问。

　　知道北京有这么一个专门管理捡拾物品的部门的人，已经不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何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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