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打眼的就剩下门口的牌子

　　北京市西城区的西四东大街甲6号。

　　这是个逼仄的门面，门在中间，两边的大窗像两堵墙一样透不过光线，窗外的铁栅已经很久没有开启过了。这使处在绒衫店和玩具店之间的招领处呈现一种萧瑟景象。

　　这个老旧的二层小楼，惟一打眼的就是门口那个蓝底红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北京市公安局拣拾物品招领处”，后面还有接待时间和联系电话。

　　在这里工作着五个老警察，科长陈卫民，职员王运宗、刘卫民、崔宝林、张金陵。他们平均年龄48岁左右。

　　虽然是中午，但招领处的大厅里仍然见不到光线，这个坐南朝北的房子一年四季都是阴暗的。

　　幽暗的大厅里被分成两半，横竖摆放的几个展柜和木架占据了前部大半空间。一些看起来饱经岁月的桌椅和沙发搭建了后面接待和办公的地点。

　　此时只有刘卫民一个人在，他双腿跪在屋角的沙发上，面朝墙，那只拿着放大镜的手在墙上不断移动，他在寻找电话号码。

　　一张北京城区地图，下方印着一串串的数字，都是北京市公安局下属各单位的电话号码。

　　刘卫民来这里才一年多，跟其他人一样也戴上了花镜。“这里灯光暗，来这的人眼睛都花了。原来我工作的条件好，朝阳，阳光充足。”

　　一年半以前，刘卫民还在犬类管理科当科长，这个因电影《卡拉是条狗》而为人熟知的部门，掌管着城市狗族的户籍与命运。2004年底，因为年龄大了，刘卫民来到了这里。跟刘卫民一样，张金陵也是从装财处的管理岗位上退下来的，因为身体不好，张金陵今天请了病假。

　　刘卫民的工作是从遗失物品中找线索，好顺利地把它们归还给失主。这个工作没有任何悬念可言，它与福尔摩斯抽丝剥茧般的分析推理全然无涉，通常就是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寄发信件，或者按工作证上的单位打电话联系失主本人。

　　终于，刘卫民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户籍科的电话号码，他双手撑着沙发站了起来，走到桌旁拿起话筒，“喂，你打户籍科的这个电话问问……好，不客气。”

　　他已经记不清这种电话已经接过多少，询问的内容多与他们的工作无关，有问路的、问电话的，还有丢了东西来寻求心理安慰的。

　　“就因为我们门前牌子上有公安局三个字，老百姓有事就找这里，他不管你这警察是干什么的。”经常有一些到北京上访的人也会摸索到这里，“我们跟他说明情况，他了解后走了，不出半小时就又回来了。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想找人说说话。”

　　“我们这里的事比较杂，也比较琐碎。”说这话的是科长陈卫民。2000年底来到招领处的陈卫民是通过公开竞聘担任这个职务的，今年49岁的他已经超出了这个职务任期年龄，但在这个被视作老同志工作所在的部门，管理者通常会干到退休。

　　招领处5个人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轮流值班。“你得保证24小时电话都有人接听。”因为招领处的电话写在公用电话簿的前面，很多电话都打到这里来，包括邻里间纠纷……

　　陈卫民他们还曾经帮群众抓小偷。那次小偷刚从公交车上跳下来，脸上粘着血迹，正要跑，看见陈卫民他们穿着警服的人出来了，脚就钉在地上不敢动了。

　　“遇到这些事我们都先管，然后再去处理自己的工作，因为大家都穿着这身衣裳。”。

　　下午两点不到，王运宗推着他的自行车走了进来，这个个子不高的温和男人，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4年。

　　车前筐里装着青菜，他才从位于北京南三环的家中回来，因为家里有生病的老伴和老父亲。他每天中午都要骑车半个多小时回家做饭，然后再回来，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年。

　　“这项工作就是默默无闻的工作，成不了家、写不成文。”王运宗说。

　　放到招领处的物品通常会在这里保存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过期无人认领，招领处将按照规定到指定部门变价处理，所得款项直接上交北京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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