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办此案有无压力时，李昌钰表示，我在美国很多案件现在有800多件案件，有要教书，又要负责很多行政工作。再加上这个案件，我一共只有三天时间，所以在体力上、心理上压力很大。每个中国人都希望我们给一个答案，不管在大陆、台湾、美国的中国人，大家都期望我能找到一个答案，但是鉴识科学有它的界限，我只能说这是什么子弹，是哪一种工具做的，什么枪，怎么样设计的，但是并不代表哪个人开的枪，但是大家都希望我能说是谁开的枪，同时希望我能告诉他动机是什么。并且“我的结论已经得出来了，但是他们不了解鉴识科学的结论就是物证”。“并不是动机，跟我的鉴识科学没有关系”。

　　李昌钰也指出，对于在“319枪击案”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任务来讲“绝对问心无愧”，他说：“我也可以在这里讲，鉴识人员、刑侦人员很用心，非常公正，但是受到很多指责，因为做鉴识工作，做刑侦工作不可能讨好每一方的，就好像我们破一个普通案件，抓一个犯人，当然大众会讲非常好，破了这个案，但是嫌犯的家属会喜欢你吗？绝对不会讲你好坏”。

　　在专访的最后，李昌钰简短地以一句“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很幸运我是一个中国人。”概括地为自己下了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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