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反思？

　　不过，袁岳对北京宜居排名下滑进行了澄清。他说，一年前的排名工作是通过探索性研究完成的，局限于15个城市居民的开放性意见。而本次排名，他们通过100多位专家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是公众意见与专家意见的结合，而且这套体系里面涵盖了70多个指标。因此，前次排名和本次排名不具有可比性。

　　但是这种澄清并不阻碍对北京宜居问题的严峻性认识，袁岳认为，北京宜居指数降低了，正说明城市越来越适应了商人，而站在大部份本地民众角度来看，城市本身是不宜居的。

　　不宜居的原因事实上很简单，袁说，城市治理者身上存在不足和问题，在过去多年间，城市治理工作一直由“经济班子”来做，对产业投资等经济活动保持着良好的经验，但对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却“太没有经验和模式”。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叶立梅，一位在北京土生土长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她表示，一个城市宜居与否必须从三个层面看：最基础的是生活层面，一座城市必须满足居民的特质需要，工资水平与物价水平是否比值，生活得好不好？

　　此外是诸如交通、医疗、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体系是否健全、便利和完备，效果是否明显；其次还有文化生活，三个层面是逐层递增的过程。“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北京的宜居工作，北京所面对和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与中小城市存在很大差别，简单的类比未必能真实地反映问题。”叶立梅说。

　　但她认为，通过建立在居民感受上的调查显示宜居感相对在下降，这值得警惕。北京的居住环境在社会学者眼里显然不理想，她说北京城市太大，或者说非常不方便，无论是出门上班还是买个东西。“其实我挺向往小城市的，安静、不吵，”她说，“北京太嘈杂，但人家说这是充满机会的外部表现。”

　　叶立梅打算退休后不在北京定居。因为交通是很成问题的，另外，有一种偏差就是把居民适合且方便的小摊小店以有碍观瞻的名取消了，代之以高档时尚的门店。她说这未必是好事，其实一个城市充满个性化小店，也是其个性化所在，满足了千差万别的需求，从城市建设角度来看，城市也更显丰富，更有内涵，可眼下非得将城市形象理解成到处是高楼大厦和冷冰冰的墙壁，各种各样的人充塞其间。

　　“有很大空间能做好可是没做到”，叶立梅说，城市不宜居与城市治理者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城市大的规划事项和政策，现有状况要求他们自我反省和寻找不足。

　　可以看到的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明确了一点，政府决心通过努力，将北京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这份官方文本还强调，要通过三个阶段工作，创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生活局面和氛围。(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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