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我小弟是挨过打的，他很调皮，又是个鬼精灵，和我爸爸斗智，哈哈。我知道父亲很爱他，爱之深，责之切，打也打得凶。但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重话都没有，最重的一次，是他让我替他寄一封信，但是我忘了，在桌上放了两天，他看到了，脸色不高兴，说“与人谋而不忠，不行”。我当时脸红的呀，真是羞愧。我很感念他培养了我一分很强的自尊自信。

　　我迷昆曲，父亲不迷，在桂林的时候他偶尔看看桂戏。在台湾，和我母亲一起去看看京戏。我父母关系非常好，我爸爸是个很强的人，但是他谦让我妈妈，吵架了，我妈妈撒点老娇，他就让了，呵呵。在家里，可是我妈做主，她也是很强的人，出身大家闺秀，做人正派，但小事情比我父亲好说话，轻松多了。我想，如果我妈妈不是一个很正派正直的人，我爸爸也不会让她，我爸尊重她。因为我爸爸的地位关系，人家要给她“国大”代表之类的官做，她什么都不要，说“我就是家庭妇女”，从没有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她要在外面做什么。

　　我没有为他去世流泪

　　我先考上的是台湾成功大学水利专业，后来觉得自己的兴趣还是在文学，想重新报考台大外文系。但之前我放弃了台大的保送机会，现在又要考回去，哪敢和家里说？我就瞒着家里悄悄退了学，直到第二年榜上有名后，才告诉父亲，他虽然不满意，但是也没有太责备。我父亲有个优点，虽然他很强势，但是讲理，你能以理服人也可以。我向他表明了自己从文的志向，他也理解，直到后来我和朋友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他从经济上很支持我。

　　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我又离开台湾去美国留学，父亲可能很孤独，但是他并没有挽留我，因为孩子的学业他一向看得很重。

　　刚到美国，我独自打理生活，连个鸡腿都烤不熟。后来慢慢学，一度对做饭还挺起劲，拿手的是宁波菜麻油鸭，朋友们觉得不错，因为很麻烦，我也不轻易做。我和父亲都喜爱吃桂林米粉，以前在桂林，他打仗回来，就让家人做碗米粉吃。北京华侨饭店旁边有家桂林米粉店，味道不错，我每次来北京都要跑过去叫上两碗米粉。

　　在美国的时候，我非常惦念父亲。1966年，三哥告诉我父亲突然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太突然了，之前我也没有任何感应。我当时的反应现在想来也很有意思，我没有落泪，默哀了一晚上，一夜无眠。我回想他的一生，对他充满崇敬。遇到感人的伤心的事情我也会掉泪，但是那天晚上，我觉得不应为他掉泪。他是那么强的一个人，我只是对他，对他那个时代的逝去，觉得悲凉。

　　关于他去世的种种传言我会在父亲的传记里写，但是我也没有结论，很多人讲是国民党特务下的手，我觉得是谣言。因为他们为何要留下一张药单？这很笨，他们完全可以做得不留痕迹。我相信医生的说法，他的心脏是冠状肿大，一直不大好。

　　现在在我美国家中，迎门有幅对联“文治武功从所好，和风时雨与人同”，这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书给我父亲的。父亲过世后，子女清点遗物，我带走了这个作为纪念，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幅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父亲，也发现他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他认真而不轻言放弃的做事态度，言出必行，军令如山。我这点很像他。

　　他爱才若渴，重视教育，我也爱才，教书29年，很爱我的学生。我最痛恨懒学生，同情笨学生。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东亚系系主任，一个美国人，汉学界的明星，就是我的学生，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叫艾朗诺，教他的时候，还带他到台湾拜师傅。我父亲在他那个年代，也送了很多回教青年去留学，他相信科学。到了台湾，他曾把十几岁的林海峰送到日本去学围棋，成就了他。

　　还有，我和父亲都爱莳弄花草，我爱茶花，他爱兰花。我在美国家中种的佛茶一开上百朵，粉色的花瓣，金黄的花蕊，真美啊。在台湾家里，我父亲养了二三十盆兰花，素心兰一开花，满屋生香。我妈妈也喜欢花草，在桂林的家中，也种得满园花草。

　　在台湾，我陪伴他11年。我想他当时的心境是不好的，第一是“家国之忧”，第二他是个做事的人，一辈子是做大事的人，怎能耐得住轻闲？不过，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身处逆境的时候，有的人会抱怨，有的人会消极，但是他无论大小事，一直都很积极。台湾大学的改制他也极力促成，他认为要扩大招生，他就去谏言。还有原来台湾没有清真寺，他也去交涉，后来清真寺建起来了。他觉得这个事情有益就做，是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

　　去台湾是为了向历史交待

　　现在我很心急啊，父亲的传记《仰不愧天》写了五六年还没有完成，计划写50万字左右，目前完成3/5了。一方面是整理资料的工作巨大，很难写，另外是我现在被昆曲拖住了，小说和传记的写作都无法继续。这个时间表具体排到什么时候，还真不知道，我希望能尽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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