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1981～1985)：走向改革开放

　　“六五”计划是拨乱反正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文革”后认真总结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按照中央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内力争实现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部署制定的。“六五”计划的编制时间比较长，最初是作为《l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一部分，于1975年、1977年两次进行编制。两次拟定的“六五”计划指标，指标一次比一次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1980年开始，对“六五”计划在推倒原方案后开始重新拟定。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

　　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的经济计划中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计划的题目也相应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而以往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仅仅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六五”计划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一切经济工作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农村改革拨雾见日

　　【决策回眸】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冷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生产队长严宏昌的主持下，在社员严立华家的破屋里开会，决定在保证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如果队干部因此坐牢，全体社员要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儿全包下来，并且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接着大家发誓，保证严守秘密，并写成契约，一一在上面按了手印。这颇具悲壮意味的一幕，被认为是一次大转折的起点。它催生了中国农村大变革，孕育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但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是不可想像的。当时连“包产到户”四个字都是大忌，一提“包”字，都会令人为之色变，更别提彻底分家的“大包干”了。“包产到户”仅仅意味着农户各自生产粮食，最后全部交生产队分配，这在上世纪50年代合作化高潮时就出现过，被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而“大包干”则让农民取得了对农产品的实际支配权，这在当时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即使人们已从“十年动乱”和长期思想禁锢中苏醒过来，开始了思想解放，但是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所能容忍的也还只是“包产到组”而已。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农委领导干部座谈会，主要话题是探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且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实行“包工包产到组”应当坚持什么原则，二是对“包产到户”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个时候，“包产到组”已经算半合法了，而“包产到户”还属于绝对“不许”之列。

　　华国锋专门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后来透露，作为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认为分队、分组过小都是不利的，更不要说“包产到户”了。

　　当时的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也在会上表示，搞合作化几十年了，基本上是好的，集体办不好可能不如单干，但办得好肯定超过单干。言下之意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

　　但形势的发展却远远跑在了前头。安徽、广东、四川等省份，“不经领导同意”搞“包产到户”的农户已经不少，且得到了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如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就多次为小岗村的改革当挡箭牌，并且呼吁“孩子已经生下来了，给他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但当时阻力仍然很大。方向真正明确起来，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1980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之后。

　　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表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谈话为农村的改革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此后，农村的改革形势迅速发展起来，并且逐渐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六五”计划期间，随着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颁布，逐步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到1983年年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当时生产队总数的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到生产队总数的97.8%。

　　(叶铁桥整理)

　　【数字】

　　23

　　由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产品由1979年的188种减少到1985年的23种，机电产品除汽车、半导体和工业锅炉外，全部实行自由购销。

　　11%

　　5年中，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不包括村办工业)。这五年是我国农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170万

　　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1980年的114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70万人。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语录】

　　今后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说不会慢，但是头一个五年、十年，速度不可能很高。头几年，要非常谨慎，重大的事情要稳当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再搞。

　　———邓小平(1981年10月)

　　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邓小平(1984年6月)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邓小平(1985年3月)

　　(许瑞芳整理)

　　【评说】

　　“六五”期间，我国胜利完成了进行经济调整整顿的任务，国民经济开始走上一条比较协调、注重效益的新路子。在此期间，还成功地推进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过去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转向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活力的新体制。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十分迅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使长期以来非常突出的人民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六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国内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

　　但“六五”后期，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过热。

　　(点评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徐建青) (叶铁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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