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别说160万，就是10万，也足以让我望穿秋水，那年，老公被上海一家科研机构看中，来这儿工作，我自然也只能嫁鸡随鸡。城市很大，却容不下一张小小的床榻，我们分别借住在单位的单身职工宿舍里。这种憋闷的状态反而容易衍生“意外”，一次“事故”过后，我怀孕了。母爱的本能柔声说，留下；现实的窘境却吩咐我，打掉。房子,因了它的缺席，多少人欲爱不能。

　　做完手术三周后，愤怒的我冲进了老公领导的办公室：“你们承诺的房子在哪？不给房子，我们就走人。”老公是博士后，他们不得不做出挽留的姿态，几个月后，“政策”出台——所里先借给这拨子年轻人每户10万，干满20年，不必赔钱；干了15年走人，赔偿10万元的25%；10年，赔50%。如果只干满5年，对不起，请交75%。明知是一纸卖身契啊，我们忙不迭签字画押。

　　2002年的楼市还比较温柔，我们相中莘庄一套房，掐指算来，首付10万，月供2600，大了点吧？我迟疑，但架不住银行信贷部的小姐极力怂恿：“有什么打紧？月供不超过50%，就没有越过警戒线，足够你生活得从容。”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因这个决定饱受批评与表扬。表扬者，觉得我买得正是时候；批评者则说，怎么不再买大一点儿？为什么不干脆买两套？因为，日历牌翻一个年头，2003年，让全体上海人大狂欢、全国人民大眼红的“楼市狂飙”正式君临。对“金融理财”一窍不通的我，开始在楼价的节节蹿高中接受洗礼。我住的小区，4600每平米的原价，迅速地蹿升到6000、8000到1.3万。

　　那是一段幸福巅“疯”的日子，太婆们见面这样打招呼，买房了没有？办公室里，处处传唱的“房虫”的故事，如何以“低价”购得房子，倒手，再倒手，几个回合下来，已经挣得千万身家。在上海滩，人们相信，每人都有从小混混晋级为大富翁的无限可能。我有点走火入魔，频频跟老公说，把房子卖了吧，一出手就是百万富翁。中介的回复也越来越让人满意。可说起卖了房子去哪里逍遥时，我猛醒，卖完房子，如何再寻找栖身之地？水涨船高，各个地段都在上涨，连楼花都能炒出10几万元，以旧房换新房，无异于痴人说梦。去别的城市生存呢？回武汉？那也不行，老公将丧失事业的根基。又想起一则古老的股市寓言，连卖茶叶蛋的老妇都来炒股，离崩盘之日也不远了，房市难道不也是这样？海南、香港的楼市噩梦，真那么遥远？多少中产阶级在那样的风波中尚不能幸免，小小百姓拿什么求全？

　　楼市的高烧终会退却，2005年3月，央行新政出台，首付成数提高，贷款利率提高；随后，游资撤离，接盘手日趋减少。上海的房价在开发商的吵吵嚷嚷中，不动声色地跌，我的房子挂牌价格达到140万，但有价无市，再诱人也不过是纸上黄粱。

　　房价的“癫疯”状态过去后，它的沉浮与否不再引起我的关注。生活有了新的目标——生小孩。这次楼市狂欢于我的最大馈赠是，等孩子出世了、长大后，我有个真理告诉他(她)——所谓百万财富，投资、回报，对买房自住的老百姓来说，只不过是个拿来愉悦自己的梦想。杜拉斯有一个句子，非常之抒情，“爱之于我，不是一蔬一饭，肌肤之亲，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颓败生活里的英雄梦想”，那么，“房之于我，就不是支票簿上的庞大数字，或淮海路上的身份角逐，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对安宁生活的永恒渴望。”

　　没有什么比踏踏实实地活着更重要。这种心境不是那些权贵们所能理解的。

　　就像那日，我允许自己在飓风中幸福地颤抖着，放声高歌。

　　但我终于没有允许自己，不顾一切地跳下。

　　(摘自《中国青年》杂志；作者：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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