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过凡有名人弃世，总有若干闲人争相攀附，谬托知己，这是足以令逝者不安、生者侧目的。鉴于此，不佞很少写类此悼念文章，将感恩之情与萦思之痛深埋心底，未尝不是很好的纪念。

　　然而汪老不同，就我所身受的温煦，所承接的雨露，非写出点东西来，不然难以排遣那袅袅的哀思。

　　汪老堪称当代举世尊崇的长者与伟人，本轮不到我瞎三话四。不佞既非他的下属，也非他的学生，连私淑弟子都谈不上，没什么瓜葛可攀的，但正因为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罢，所以才格外感受到他那炙人的热力与慈爱的胸怀。

　　“踏踏实实做学问”

　　1999年顷，我在香港中华书局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繁、简体字版的《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该书《跋》中有一段话：“乡前辈汪道涵先生时予教诲、关切与勖勉，拳拳之意，铭感无已。”此绝非客套之语，实乃肺腑之言。

　　事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召集了一群所谓知识界的精英组成了上海市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不佞忝为理事，同为理事的尚有我的师姊戴厚英 (作家，已故)，以及惠永正 (后曾任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张祥 (后曾任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厉无畏 (现任上海人大主任) 等，而汪老与王元化教授皆为顾问，故时有亲炙与承教的机会。加之汪老祖籍徽州歙县，寄籍嘉山，说起来还是徽州小同乡，故尊称为“乡前辈”。当时他的寓所在康平路32号楼上，雅洁修整，窗明几净，弥漫着书香氛围。汪老间中命我去他那里聊天，或陪他去书店淘书。我曾陪过两位长者去上海旧书店、古籍书店的书库“觅宝”，一位是汪老，另一位是马飞海先生，中国钱币史的专家，曾任上海市出版局长，同样也是一位儒雅博学之士。

　　时值“评职称”(因评审、晋升职称的活动在“文革”中中断已久，故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科研机构、大学会集中一段时间来开展评审职称的活动)，我被上海社会科学院列为晋升正教授的候选人，由王瑶、王元化、许杰、钱谷融诸师长作审评推荐人，经由三十多位知名学者组成的上海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是因为刚恢复“评职称”不久，各级职称都有名额限制，常有粥少僧多之叹，而上海社会科学院有一千多名研究人员，资历高的人多的是，可能在于“论资排辈”方面的原因，相对年轻者的晋升有所阻滞，于是我的晋升也搁浅了。当时东京大学已以A级待遇邀请我去访问研究 (日本文部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邀请外国学者待遇分四等：A､专家；B､教授；C､副教授； D､助手〔讲师或助教〕)，故我对晋升与否也不大措意，但汪老与王元化老师说了话 (具体说什么我也不清楚，是事后风闻的，大约是说评职称主要看学问与能力，不要光考虑资历之类)，随即晋升问题解决了，于是我成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心情是颇为惶恐的，赴日前去汪老处辞行也心中惴惴，汪老说了些勉励的话，然而正色说：“不要斤斤于浮名，最要紧的踏踏实实做学问！”这两句箴言我一直横亘在心，谨记笃行，未敢或忘！自忖天分不高，要想做点学问，惟有谨记汪老“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诲导。回顾自己治学历程中，孜孜于第一手资料的占有，不囿于旧说，在《榛莽集──中国现代文学管窥录》、《柘园草》、《鲁学蠡测──鲁迅与中国新文化》、《文辙初揆──中国近现代文学散策》、《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拓荒者•垦殖者•刈获者──许地山与香港新文化的萌蘖与勃兴》、《晚清儿童文学钩沉》等著作中，于学术史、近现代文学史、儿童文学史领域，如果说能不因袭陈言，在所掌控的丰富史料中发掘、引伸结论，填补了或一方面的学术空白，那就是在汪老箴言指导下的结果。

　　“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移居香港之后，我又在香港大学修读了博士学位，加上原本持有内地的正教授资格，本想找一份教学或研究的工作，可是我的求职申请连续几年都四处踫壁，有一位相熟的某大学中文系主任C教授对我说：“你怎么申请都是没有用的，所有招聘名额早已内定好了。”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持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正教授的资格，却申请一个大学讲师职位而不得的原因了。

　　沮丧之余，回沪时难免到师长处发发牢骚，汪老安慰我说：“无论顺境、逆境，能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就好。”并叮咛我无论如何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稍后，我想申请澳门大学的教职请他帮忙时，他老人家在百忙中亲笔写了短笺给我，兹录如次：

　　从经先生：

　　关于请王今翔转马万祺先生的申请函，连同履历及

　　其它推荐函件已全部寄出，据王今翔答要待了解情况后

　　告知。特奉闻并建议如方便可直接与王今翔连(联)系，

　　我有消息即转告。

　　汪道涵 1997. 12. 5 晨

　　马万祺先生是居于澳门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澳门大学的校董，是汪老的老朋友；王今翔先生则是汪老的老部下，时任澳门新华社副社长。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连求职这样的鸡毛蒜皮小事都要去麻烦他老人家，实在于心不安。但汪老却是出于对一个后辈的关爱与期冀，他希望我能从事本职工作而发挥才智吧。汪老爱才、怜才之心是广袤无垠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过他光热的照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居于一仅十二平方米的斗室，而且满屋都是书，人连插足都难。汪老不知是听元化师或是别人说起，即特批给我一套二居室的住房，位于万人体育馆对面的上海第一批的高层建筑中。当我安坐在带有阳台的小书房中读书写作的时候，感激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弘扬中国文化是读书人

　　责无旁贷的本份”

　　九七回归不久后，饶宗颐教授、李业广律师、方心让教授等发起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不佞也忝陪末座。该院以研究与弘扬中国文化为宗旨，得到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的大力支持。研究院成立之后，理事会决定邀请汪老出任名誉院长。我致电汪老时，他老人家爽快地答应了，并对我说：“弘扬中国文化是读书人责无旁贷的本份，这在香港尤其重要，我相信你们会大有作为！”并应我的请求题写了院名，当我打开快递寄来的邮件时，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原来他老人家为了便于我们处理，竟然超越我们的请求，一横一竖写了两张大字，字体遒劲丰盈，不同凡响。如今汪老的题额就挂在研究院的大门口，并印在研究院同仁的名片及有关印刷品上，彷佛时刻惕励我们牢记汪老的遗训，将弘扬中国文化的工作持之以恒，做到最好。

　　《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www.chiculture.net是中国文化研究院的第一项大型文化工程，拟采用信息科技手段来形象地再现中国文化的基本轮廓与发展规律。为了确保网站内容学术的权威性、知识的准确性和资料的丰富性，必须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顾问队伍。为此我商请汪老担任网站的首席学术顾问，他老人家一口就答应，并建议我应该请那些学者出任学术顾问。正因为汪老的号召力，许多全国第一流学者都参加到《灿烂的中国文明》学术顾问的行列，其中有季羡林、王元化、许嘉璐、潘吉星、罗哲文、冯其庸、金维诺、汤一介、袁行霈诸教授。

　　网站建成之后受到香港、内地乃至国际上的赞赏与好评，作为首席学术顾问的汪老也甚为欣慰。尤其是在联合国首届世界信息峰会上，《灿烂的中国文明》荣获“世界最佳文化网站”大奖，在三百六十多国的八百零三个优秀网站中脱颖而出，得票最高，一举夺得桂冠。当我赶赴日内瓦从“世界信息峰会大奖”董事会主席PETER BRUCK教授和奥地利国务卿手中接过奖状后，第一时间打越洋电话给汪老报喜，他老人家连声说：“好呀！好呀！从经，好好干！”……

　　汪老犹如一棵参天的大树，我所知见的不过是一枝一叶，但仅就此也足可窥见汪老对知识分子的关切、爱护和尊重。这种关爱是出自内心的，既非官样文章，亦非虚文客套；而且无分尊卑、长幼、畛域皆一视同仁。对于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如此，对于名闻遐迩的大学者更是如此。如对饶宗颐教授十分推崇，我亲耳听他说：“饶教授是国宝级的大师，他那样的修养和境界，今天的学者想达到，难了！”饶公要在上海开书画展，命我请汪老莅临主礼，他即欣然前往，而且与饶公一见如故；饶公写了一对楹联要我赴沪奉呈汪老，他收到摩挲半日，非常高兴。尊重知识，理解与体谅知识分子，应是执政为官者的固有品德，汪老树立了值得仿效的圭臬。

　　哲人其萎，我在给汪雨的唁电中写道：“痛失恩师，衷心如捣，哀痛莫名！二十余年雨露之恩，点点滴滴在心头，他的温煦，他的垂爱，他的诲导，他对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关切与扶植，使我深切领受到他仁心的宽厚与人格的魅力。”其实文字也难以表达我心中的悲恸，作为曾亲炙汪老伟人风范与慈爱胸怀，以及亲聆过他教诲的后辈，惟有终生谨记他的训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份”，以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作者系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胡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