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的1978年，外经委改组为对外经贸部，汪道涵重返政界，还是出任副部长。也就是说，汪道涵从1952年37岁进京开始担任副部长，中间经过十年文革，到63岁东山再起，在官场上一直是“原地踏步”。这种状况直到1980年4月出任国家外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才开始改变，因为这个职务是正部长级，这时他已经65岁了。

　　汪道涵在北京的这30多年，经历了中国前三个五年计划有关机械工业部分的实施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经历了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期间颇多惊涛骇浪。

　　1968年10月，毛泽东在黑龙江办“五七干校”的材料上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一最高指示决定了大批干部的命运，无论是中央还是省的干部，都分批下放劳动。

　　国务院各部委分别在各地建立了“五七干校”，外经部的干校设在河南省的罗山县。汪道涵于1969年离开北京，跟随外经部的一批干部来到罗山。这一年他54岁。五十多岁的人，到中原农村开始一种新的劳动生活。

　　罗山在河南省的东南部，是淮河上游的一个农业县，出产稻米和小麦。淮河向东流，汪道涵的故乡嘉山就属淮河的下游地区。虽然以五旬之躯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并非愉快，更不是陶渊明所歌颂的悠然的田园生活，但是远离京城，远离尘嚣，也使汪道涵意外得到了静心读书的机会。

　　在这3年中，他系统地读完了二十四史，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有了新的心得。他还读了不少其他历史、文学和经济方面的书籍，有时甚至以翻阅《辞源》为乐。他后来提起这个时期的时候说：“这3年是我平生读书最多的时候。”

　　后来汪道涵出任上海市市长，退休之后应聘担任国内外大学的兼职教授乃至于担任海协会会长，这个时期的“农村大学”积累的读书体验都发挥了作用。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持续了大约两年，长期的文革和混乱首先是僵化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所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邓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在1978年年底举行了一个重要会议，史称三中全会，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确立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也渐趋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