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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后，他又来了，来到念旧的中国。此时的他既不是抒情男高音也不是戏剧男高音，只是给光阴和心愿一次回放的机会

　　文/陈宝宏

　　帕瓦罗蒂(PAVAROTTI)，之于中国乐迷，是一种音乐，是一块上帝亲吻过的优质肌肉(也叫声带)，更是一个符号，一种文化，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1986年，帕瓦罗蒂作为一个意大利歌剧演员，男高音歌唱家来到北京，演出了歌剧《波西米亚人》(LA BOHEME)，那时他是严肃的、西洋的，他成了古典的西方音乐文化的传教士。

　　80年代的北京，二环内外的四合院多数仍然有被保存下来的机会，住在那里的人们也还有份听歌剧听美声的心情。天桥剧场有点像米兰的斯卡拉(LA SCALA)歌剧院，古朴中的历史感让人想到歌唱。

　　1986的中国，四处弥漫着理想主义。严肃的、崇高的西方思想哲学及古典音乐被如饥似渴的中国大龄有为青年所崇拜，那时的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接纳范畴不超过贝多芬的时代。这时，帕瓦罗蒂来了。他带来了很多，但被中国社会真正接纳的只有象征着健康、革命的“太阳”。有多少被耽误了青春音乐梦想的老三届们，拿着帕瓦罗蒂亲手签名的节目单，热泪盈眶。《我的太阳》既是梦想象征也是无数遗憾的长叹!这其实与音乐无关，与高音C无关。它就像北京第一家意大利PIZZA店开张所引起的轰动一样。

　　那个年代的西方正在流行现代实验音乐、摇滚乐、黑人和拉丁，日本和台湾地区是严肃音乐，流行音乐早已从保守权威学院的专制中完成了多元化的突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帕瓦罗蒂只是一个能唱很高的高音C的男人。既不具实验性也不具开创性。

　　到了90年代，帕瓦罗蒂和流行、摇滚音乐家合作了多场演出。是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巨星的联合商业演出。中国的评论说此举有利于古典音乐的普及。

　　20年后，帕瓦罗蒂又回到了中国，那些当年的中国观众大多已两鬓斑白。20年前，帕瓦罗蒂的演出更像是布道，他就是传教士；20年后，他的现场则更像纯粹的演出了。

　　12月10日，帕瓦罗蒂的演出从严肃的天桥剧场移到了首都体育馆。晚上近8:00，大幕拉开，气氛凝重得有点压抑，像是一个告别的仪式，帕瓦罗蒂的声音在试探中东张西望。他的声音像那个我在米兰烈日下拿着的很贵的蛋筒冰激凌，顶尖虽然已经融化得面目全非，但中段依然沁人心脾，最下面却早已被手攥出了汗。不过，从冰激凌机中出来的美好也只是一坨一坨的，像是丹田最后的喷涌。而在这美好的甜点周围充满了咀嚼声和肠胃的随机反应。

　　现场的中国观众打着手机，吃着爆米花，拿望远镜看帕瓦罗蒂的演出。休息厅就像小吃地摊一样热闹。观众们曾在这个体育馆见证了来自大陆、港台、韩国日本及欧美的众多歌星，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高音C。今天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已经变成了对月亮、星星、玉米和凉粉的追逐……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帕瓦罗蒂更可爱，更具有人性。

　　帕瓦罗蒂的音色很美，但只是众多声音色彩中的一种。在今天看来，以男人能唱高音C的声音品质，来评价男高音天然的歌喉，并不成为评判歌手高下的标准。中国的京剧大师们，他们早就超越了生理性别的局限。

　　而这几年中国人开始迷恋着古老的蒙古TUVA(土瓦)的呼麦音乐——一种发音更加神奇的，可以同时发出多个声部的歌唱方法；更年轻的乐迷则喜欢所谓骨感的艺术，喜欢迷幻、颓废和死亡。中国已和世界接轨，包括可口可乐罐上的百老汇音乐剧。可帕瓦罗蒂却仍老调重弹。

　　20年前，帕瓦罗蒂带着光环来到中国，健康而强壮，却离我们很远，我们甚至没有想到他的肉体会有温度。20年后的今天，他又来了，来到念旧的中国，怎不被嘘寒问暖？此时的他既不是抒情男高音也不是戏剧男高音，只是给光阴和心愿一次回放的机会。

　　符号不会受潮，但会被误读。帕瓦罗蒂北京演唱会2600元的看台票卖到1000元以下，和纽约的票价持平。

　　而这个时候的帕瓦罗蒂，更多成为了人们怀念过去那个时代的物证。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为画家、乐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