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头发略显花白的郭黛姮穿过北京一条青砖蓝瓦的小巷，走进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宏伟府邸———恭王府里。

　　郭黛姮的目光落在90年前被焚毁的银安殿遗址上。这是一片数百平米的废墟，已被罩上防尘的绿色纱网。

　　两天前，恭王府管理中心正式向外宣布，历史上的首度大修启动。恭王府，以清末恭亲王奕䜣在此居住而得名。

　　在他之前，清朝一代权相和坤、乾隆之女和孝公主、庆郡王永璘都曾是这所宅子的主人。

　　王府的正殿，就是已成平地的银安殿，也是此次大修的重中之重。

　　“但我们有的只是这堆废墟。”郭黛姮说，既找不到见过银安殿的人，也找不到一张照片，有限的史料中，也缺乏对此殿的详细记载。

　　在郭黛姮的眼中，银安殿正是恭王府大修的一个缩影：一面是重现同治时期王府鼎盛面貌的目标，一面是匮乏的资料与屡经改造的现状。

　　早在30年前，恭王府全面开放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史料匮乏的难题，使得这场大修成为一场追寻王府原貌的文物大考。

　　“半部清朝史”

　　12月7日下午，位于什刹海和后海环抱之中的恭王府府邸，一片静寂。古建筑因年代久远，显出斑驳的底色。成片的枯黄野草中，忽而会蹿起几只麻雀。

　　恭王府管理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将此形容为“大修之前的平静”。两天前，大修的消息正是在这里向记者发布。

　　按照计划，恭王府将于2008年向国内外游客正式开放。此次大修，国家财政斥资4亿元，其中1.83亿元用于王府“复原”和修缮。

　　事实上，1996年起向外开放的“恭王府”，只是它的后花园部分，而其精华所在，正是这已有多处破损的府邸部分。

　　史料载，位于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早年有月牙河绕宅如龙蟠、西山远望如虎踞”。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在此建起了豪华的宅第，时称“和第”(一说之前该址已有“钟鸣鼎食”之家)。当时，年仅26岁的他丰神俊朗、才能出众，已承乾隆青眼相加。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驾崩，嘉庆宣布和珅二十条罪状，赐其自尽。宅中所抄家产相当于清廷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而宅子本身，则如愿归“爱豪宅不爱江山”的庆郡王永璘所有。与此同时，嫁予和珅之子丰珅殷德的乾隆之女和孝公主，仍居住在半座宅第中。

　　咸丰元年(1851年)，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恭亲王奕䜣成为这所宅子的第三代主人，恭王府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以此评价恭王府。

　　作为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王府建筑群，恭王府的开放，早在30年前，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12月5日，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发来贺信，“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和嘱托，我对恭王府的保护修复工作也一直极为关注。”

　　据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长江向媒体介绍，1975年，周总理在病床上，以3件未做完的事情托付谷牧，其中之一就是恭王府的开放问题。

　　多福轩的遗憾

　　郭黛姮驻足于门廊崭新、彩绘鲜艳的多福轩前。

　　“门窗做成了平面，建筑整体看起来就不够丰润饱满。”郭黛姮有点遗憾，她说，古建筑门窗的木材表面其实都不是平的，而是有一个微妙的弧度。

　　与她同行的均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此次大修的设计方。

　　2004年，恭王府管理中心先行修复了多福轩。郭黛姮认为，对大修来说，已修复的多福轩在许多方面有着借鉴意义。

　　位于恭王府东路的多福轩曾是和孝公主的居所、恭亲王的会客厅。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恭亲王奕䜣就在此处与英法代表谈判。

　　多福轩见证了《北京条约》的签订始末。因其特殊的历史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为其修复拨款5万美元。

　　在多福轩的修复过程中，郭黛姮来过多次。

　　修至一半时，恭王府管理中心施工人员在墙里发现了木龙骨。郭黛姮由此判断，室内对应位置应有书架。

　　随后，对照相关图纸和史料，郭黛姮将自己发现的与现状不同、修缮中需注意的地方又列出数条，交给了恭王府方面。

　　尽管如此，多福轩的修缮仍是多有周折。了解修缮过程的一位专家说，施工方的图纸前后改了十几次，工程造价也不断追加。仅将松木书架拆了重新做成楠木书架一项，就多用去了数十万元。

　　“是史料的缺失极大地制约了多福轩修缮的设计和施工。”12月12日，郭黛姮说，这也正是恭王府大修的最大难题。

　　只有两份图

　　在恭亲王奕䜣之后，王府几经更迭，遭到的破坏已经相当严重。

　　进入民国，奕䜣之子“小恭王”溥伟及其弟溥儒为筹集复辟经费，将府邸及花园转手，抵押给天主教会。

　　1937年3月，辅仁大学购其欲作校舍。这既在战乱年间使这座宅第留存，但大规模改建也极大改变了王府的结构。

　　解放以后，恭王府成了社会单位的办公用地和居民居住地。又经过近30年，腾退才大部分完成。

　　此时，王府的历史原貌已经相当模糊。

　　“只有两份图。”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陈彤形容，设计者目前占有的史料“少得可怜”。而要做到“修旧如故”，史料显然是第一重要的。

　　第一份图是一份“样式雷”恭王府平面图。与“泥人张”是指祖传捏泥手艺的张姓家族一样，“样式雷”是清代负责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氏建筑世家。

　　但是，这份图的年代、性质均存有争议———是否绘制于同治四年？是设计图还是测绘图？即使是设计图，它也有可能是同期几份图中并未付诸实施的一份。

　　第二份图似乎给设计者以更大的希望———存于清华大学的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对当时恭王府的实测图。当时，一共绘有草图16张，涉及王府各个关键部分。最可贵的是，其中还有四五张室内装修草图。

　　然而，由于时处战乱年代，所有图纸皆是草图。设计者看到的，是大量杂乱的曲线和让人难以理解的图形。

　　更遗憾的是，当时负责具体测绘的莫宗江和刘致平均于上世纪90年代去世。“我们显然慢了一步，在我们有条件大修时，这两位国宝级的人物都走了，没有对他们的草图留下片言只语。”

　　陈彤根据相关资料推测，两人当时还拍下了大批恭王府的建筑照片。“但目前能找到的，只有10张左右。”

　　“为了寻找一份资料，我们有时甚至要跑到国外。”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孔祥星，近2年坐镇恭王府，负责史料搜集。

　　《华裔学志》杂志于1940年刊登了一篇名为《北京恭王府及其花园》的论文，上面记述了当年的恭王府面貌，而且还有一些珍贵的照片。可华裔学志研究所随后几经迁址。

　　“最终，我们在德国找到了这个研究所。”孔祥星为此专程赶赴德国，找来这篇论文。

　　复建银安殿大争论

　　2003年年初，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罗哲文推荐，郭黛姮成为最早介入恭王府保护规划的人。

　　随后，她到恭王府“转了”几圈。让她感到庆幸的是，王府古建筑群基本上还在。“就像一个寺庙，和尚走了，但庙还在。”今年8月18日，在首届“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研究员罗哲文上说：“恭王府的古建筑是独一无二的标本。按照我的观点，把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是可以的。”

　　但让郭黛姮困惑的是，王府历史长达百年，如果复原，又复原哪一时期的呢？

　　对此，国内文物学界存在着多种争议。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中心主任贺卫平回忆，文物界专家当时有三种不同态度，其一认为大修应是对现有建筑进行修缮，其二认为应改扩建，第三种则认为是按某一年代的历史原貌恢复。

　　银安殿复建与否，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环。

　　银安殿，府邸中路的正殿，在建筑角度上代表了王府最高规制。然而，历史记载，此殿1916年(也有报道称1921年)毁于一场大火。

　　“国家花那么大力气腾退了王府，将游客请进了府，却看不到王府最精华的正殿，这太遗憾了。”郭黛姮力主复建银安殿。

　　但有文物专家力主不复建，因为复建后的银安殿只是假古董，也不会是文物。

　　郭黛姮写了一封信给国家文物局。在信里，她言辞恳切地说，希望复原这座地位特殊的建筑，使它切合历史肌理，不留下任何遗憾。

　　然而，银安殿的史料空白，让郭一时无法说服上述持反对意见专家。

　　2004年冬，北京考古研究所首次开掘了火场遗墟———银安殿及其配殿遗址。“王府足制”字样的砖、根据回填土色确定的磉墩位置等收获，解决了复建的许多基本问题，如殿有多大、平面结构如何等。

　　“最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祥发话了：经过考古发掘，有依据的可以复原。”郭黛姮说，加上文化部的关心、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长江的推动，银安殿终于决定复建。

　　“复建之争，至少使国家对王府大修计划的批准推迟了1年。”郭说。

　　但这场争论，也使恭王府的修复有了清晰的定位：“恢复同光鼎盛时期的王府气象。”

　　与此同时，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长江面对史料缺乏之现实，画出一条大修底线：“尽一切可能寻找历史资料，按资料进行恢复；实在没有资料的，按老专家的意见恢复；既没有历史资料，也没有专家意见的，则保持原样，尽量不留下历史遗憾。”

　　屋顶“硬歇”之争

　　12月7日，银安殿遗址在寒风中静静无语，绿色的防尘网罩住了一片断砖残瓦，也罩住了一个难以破解的历史之谜。

　　银安殿，又称“银銮殿”，王府的盛大仪式多在这里举行。但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连这堆废墟里作地基的砖，也在‘文革’当中被人挖走搞人防建设了。”郭黛姮说。

　　经过考古，可以算出大殿“身体”的数据，但大殿有一个什么样儿的顶呢？2005年春节后，郭黛姮的第二稿恭王府保护规划方案出炉，矛盾再次集中到了银安殿上。

　　有的古建筑专家依据考古发掘，认为柱子位置偏向山墙，由此屋顶应是“硬山顶”样式。

　　面对这一“硬证据”，郭黛姮提出了自己的疑点：由历史依据看，恭王府为亲王等级的文物建筑，应使用亲王等级的“歇山顶”。这一点，现存如醇亲王府、福王府等建筑，均可参考。

　　通俗地说，硬山顶形似略有弧度的瓦房顶，而歇山顶形似有二层塔似的“官帽”。

　　从考古挖出的“王府足制”砖可以确定，银安殿于恭王时期曾做改建，按严格的清廷建筑规制，亲王应使用歇山顶。

　　此外，郭黛姮以前带着学生，曾测绘过大量古建。她发现，颐和园的一些歇山顶建筑，也是台基小，因而柱位偏山墙。

　　举证、讨论，再讨论。最后，连最初坚持“硬山顶”样式的专家也被说服，歇山样式由此确定。

　　主殿定下后，耳房与其的连接成为相应而来的问题。“我觉得只能做成双拱屋顶”，郭黛姮的这一设想是基于屋顶高度等使用上的考虑。

　　巧合的是，考古发掘出的一个耳房柱础，正好位于假想中“双拱”之间的支撑点。随后，一种名为“双卷勾连搭”的屋顶样式定了下来。它正符合王府内乐道堂耳房的遗留构造。

　　在大修工程的总包方———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设计中心主任贺卫平描述中，复建后银安殿的面貌仿佛触手可及：

　　正殿采用歇山顶、五彩斗拱，绿色琉璃瓦衬托着屋脊上的吻兽；配殿用灰筒瓦，三彩斗拱；耳房为双卷勾连搭，一斗三升斗拱。

　　殿内，则陈设为考古博物馆。玻璃地面下，考古发掘的旧砖瓦清晰可见；位于殿内前部的一排柱础遗址，更标识出“和第”到“恭王府”的一个变迁———由于扩建，原来的柱子被向外移动了。

　　锡晋斋与诸多历史谜题

　　嘉庆四年，和珅被赐自尽。其二十条大罪中的第十三条称：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

　　这座“楠木房屋”指的就是锡晋斋。

　　史载，锡晋斋内部构件均为金丝楠木，金砖墁地，外看为一层，但实为两层，精巧异常。

　　2004年10月，陈彤第一次来到恭王府，就对这所建筑产生了极大兴趣。而此前划块分工时，他分到的是二宫门和嘉乐堂。

　　当时，位于府邸西路的锡晋斋被改建成会客室，吊灯悬顶，会议桌与沙发椅更是一派现代风格。但透过落满灰尘的窗户，却可以看到嵌紫檀雕花隔扇虽有残损，仍不掩其精致。

　　陈彤注意到，莲花瓣状的柱础，与故宫内乾隆晚年居住的“倦勤斋”一模一样。

　　“平面形制上，锡晋斋也很特别，5开间楠木殿，有歇山顶的抱厦，与颐和园7开间的乐寿堂相比，抱厦更为复杂。而它二层仙楼的复廊也比乐寿堂的单廊精巧。这对于它的主人和珅而言，都是越级的。”

　　陈彤断定，“这是最精华的部分”。

　　12月9日，在陈彤的办公桌上，堆放着一摞摞打印的锡晋斋照片及图纸。几个月来，他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研究图纸、比对照片。

　　中国文物研究所是恭王府大修修缮部分设计分包方，其项目负责人杨新证实，陈彤通过研究照片，已纠正了中国文物研究所方面的数处修缮设计错误。

　　在整个恭王府中，锡晋斋是个“特例”，因其所可参照的资料还算“丰富”。尽管如此，在屋内装修屡经改动之后，部分照片很难看出是从什么角度拍摄、拍摄的是什么位置。

　　陈彤拿出一张看似从室内拍摄的图片，图片上仅有一扇门及旁边的一幅挂画，看起来丝毫无奇———但这就是目前尚无法破解的谜题之一。“我一直想不通，这是哪里呢？”

　　在他看来，现在锡晋斋一层的谜基本解开了，但二层还有大量疑点。

　　与锡晋斋相比，水法楼对陈彤来说，更是一个难以参透的谜团。

　　据记载，约占5间房的水法楼位于160余米长的二层后罩楼西侧，曾是国内惟一的“室内园林景观”。根据史料追寻，水法楼拆毁于辅仁大学入驻之后，具体因何而拆已不可考。

　　在见过国内外无数顶级现代建筑的贺卫平眼中，仅通过图纸和史料记载了解到的这座水法楼之巧夺天工，足以让当今国内外建筑师叹服。

　　《华裔学志》中，将水法楼形容为“小迷宫”，称其“假山上有缸，缸内有水，水流下来，有池子盛之。”

　　按照陈彤的描述，水法楼两层之间抽去隔板，倚靠着一面墙的假山与墙上图画浑然一体，实景入画，画如实景。从假山的“山径”走上去，可以由一楼直到二楼。假山上水缸的水涓涓流淌，在“山下”汇成池，池中还有游鱼。

　　“我自己看了无数遍相关图纸和记载，我的同事也看了许多遍，最终却觉得无法参透真的水法楼之巧。”陈彤脸上表情痛惜。

　　杨新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水法楼没有依据时宁可不做，等找到依据再说。

　　但各方信息显示，恭王府管理中心“对水法楼的期望是很高的”。

　　郭黛姮认为，水法楼一旦建成，必能成为参观游览的热点。她表示，根据营造学社绘制的草图，建造水法楼基本可以实现，但工程必将很复杂，需做模型、反复研究，从而耗去大量时间。

　　“如果要做，我认为要做成‘可识别可逆’的，即将来有人发现水法楼的更多资料，还能将我们修的东西拆了重来。”

　　一张废掉的图纸

　　“难度第一”。贺卫平如此评价他做过的古建筑工程中，恭王府大修的地位。

　　2004年10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以1.83亿元的报价中标，总包恭王府大修。包括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学院建筑历史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师生共十几人投入了大修工作。

　　而工程的一部分，同时分包给中国文物研究所古代建筑与古迹保护中心，以高级工程师杨新为项目主持的约十几人参与其中。

　　清华方面负责头宫门、二宫门及中路的银安殿、嘉乐堂。文研所则负责东西两路的多福轩、乐道堂、葆光室、锡晋斋，以及后罩楼。

　　“工作量很大”，贺卫平说。短短一两个月内要出方案，但清华的十几个人中，多数是搞现代建筑的，所以清华方面最初采取了一人分一座建筑的办法。

　　2005年5月，双方全作的大修第一份施工图出炉。但细部图拼到一起后，许多孤立时看不出来的问题浮出了水面。比如，多座古建筑之间“碰”不到一起，不协调。

　　“中国古建筑确实博大精深，而且最讲究整体协调。显然，我们分工设计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在采访时，陈彤和杨新都有如此之叹。

　　古建筑界一位专家说，最初的“分而治之”方案，在业界也有质疑之声。

　　2005年10月，双方才又推出第二份施工图。“改动很大。”陈彤说。

　　而清华和中国文物研究所方面均认为，随着施工的开始，依据现实情况设计方可能还会对施工图作改动施工图。

　　对大修后的结果，此次大修设计的总掌舵人郭黛姮的看法颇为现实：通过现有资料，恢复王府建筑的外观基本没有问题，缺乏参考的是室内装修。

　　因此，不排除将来会有这种情况———“以后某个时间，又找到了一张恭王府的照片，跟我们修的不一样。”

　　“这就像给古人写传记”。陈彤打了个比方，“没人见过这个古人。只能尽我们的全力。

　　溯源：一座王府半部清史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评价形象地反映了恭王府的重要地位。恭王府最初是乾隆时期权相和珅的宅第。嘉庆初，和珅被责令自杀，嘉庆将和珅宅赐与其同母弟庆亲王永璘.咸丰初年，咸丰皇帝将此府收回，转赐其弟恭亲王奕䜣，时为恭王府。

　　奕䜣死后，由其孙溥伟袭王爵。为筹集复辟活动的经费，溥伟及其弟溥儒于1921年将府邸及花园转手，抵押给天主教会。1937年3月辅仁大学购置作为校舍。“文革”后，作为大学办公和教学地点。1988年，花园部分正式对外开放。

　　规划：斥资4亿重现“王气”

　　“恭王府的古建筑是独一无二的标本。”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研究员罗哲文这样评价。12月5日，恭王府府邸正式被宣布开工修缮，这也是自185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施工总面积达1.26万平方米，国家斥资4亿元，其中1.83亿元用于复原和修缮。2007年，恭王府将建成国内首个王府博物馆，充分展示清代王府的体制、器物和生活状态。

　　【来源：新京报；作者：宫靖、相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