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宁干校，我们看了好几遍根据巴金的作品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晚饭后，“五七战士”自带马扎，坐在露天地儿，和闻讯涌来的周围的老乡一道观看。每一次萧乾都因巴金的名字被略去而替老友打抱不平(当然只是私下里对我讲)。

　　改革开放后，巴金又像50年代那样，经常到北京来开会，或出国时路过北京了。然而，不正常的十年岁月(萧乾则是22年)，使他们过早地衰老了。萧乾只是在我的陪同下赶到老友下榻的宾馆去，跟他叙叙旧。1985年4月，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先生为我们三个人拍下了一些宝贵的照片。萧乾告诉巴金，1984年我们在国外，两次被错认成巴金的趣事。第一次是8月6日，萧乾和我正在西德法兰克福参观歌德故居，一位游客忽然递过一张名片来，用纯熟的华语自报姓名后问萧乾：“您是巴金先生吗?”萧乾边掏名片边回答说：“不是。但我是巴金的朋友。”我们三人在墙上爬满常春藤的庭园里合影。原来这位先生是华裔菲律宾人，叫陈秋中。另一次是9月13日下午，在剑桥王家学院。我们辞出了萧乾四十年代的导师戴迪•瑞兰兹的寓所(1942至1944年读研究生时，萧乾就住在毗邻的一座楼的两间套房里)，观望那古色苍然的校园。萧乾指着教堂，回顾着四十多年前他怎样隔着那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坐在书房里倾听唱诗班用清脆稚嫩的童音唱赞美诗。这时走过来一个中年日本游客，操着蹩脚的英语问萧乾：“你是巴金先生吗?”我马上用日语告诉他：“外子是巴金的老朋友，叫萧乾。”这个人以酿酒为业，叫黑河内靖，他还把地址留给了我。他替我和萧乾拍下一张合影，背景是教堂和草坪。我们回国后，两位萍水相逢的先生都把照片寄来了。

　　1989年我到上海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国际研讨会。下了飞机就直奔正在华东医院治疗的巴金。发现他说话有困难，但气色不错。我对巴金说：“萧乾从23岁起就受您的影响，说不定他的气质使陌生人觉得他就是巴金。”最有意思的是，当年6月我赴日后，把萧乾的短篇小说《皈依》和《栗子》译成日文，发表在《早稻田文学》(1986年6月号)上。在附于译文后的《关于萧乾》中，我提到1933年萧乾与巴金相识，并于1936年经巴金先生介绍，结识鲁迅先生。他们要照片，我就把陈复礼所拍巴金与萧乾的合影寄去，反面注明了二人的名字。岂料因篇幅不够，编辑部砍掉了萧乾那半张，只留下巴金，下面写明“萧乾”，就这么刊行了。当我打电话给编辑部，请他们在下一期写个说明更正一下时，编辑连连道歉，并且说，几天来电话不断，信也像雪片般飞来。因为在日本，巴金是读者最仰慕喜爱的作家，他又多次访日，他的形象已家喻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