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庆八月二十八日电 题：八年抗战造就“重庆兵工”

　　作者邹辉章莹

　　“八年浴血抗战，使重庆发展成当时国内的工业重镇，兵工业是当之无愧的支柱。”提起重庆兵工，重庆市档案馆馆长陆大钺如是说。

　　“战前，重庆几无重工业可言。”陆大钺称，抗战前重庆基本上是一座以商贸活动为主的商业性城市，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大批工矿企业的内迁、复工和生产，使重庆的工业结构悄然改变，形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造船、运输、纺织、化工、电器等为主体，包括五金、皮革等行业在内的现代大工业构架。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时，中国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兵器制造厂只有十四家，均归口于军政部兵工署。其区域分布大体为广东三家，河南、武汉、重庆各两家，山东、湖南、广西、南京、上海各一家。

　　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0年底的兵工厂内迁，堪称“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最壮丽的迁徙诗篇”。陆大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成千上万的轮船、驳船、木船汇集于川江，来回穿梭。”

　　陆大钺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日本人很快打进内陆，导致不少兵工厂一迁再迁。一九三八年，原迁于西安的济南兵工厂、迁于汉阳的上海炼钢厂调整后再次迁往重庆；而受长沙会战的影响，直到一九四0年十月，原迁于湖南的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巩县兵工厂才最终迁来重庆。”

　　经过内迁及内迁过程中的分离整合，至一九四0年底内迁浪潮结束时，中国由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共有十六家，其中十一家驻扎重庆，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这十一家兵工企业属于战前原有的仅两家，其余九家均为内迁而来。

　　内迁后随着兵工事业的扩充与发展，原有技工供不应求，兵工署“选奉委座令饬，收容各工流散技工，经先后派员分赴陕、巩、郑、洛、各地登记考用”，一时掀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技工挖角大战。

　　为保兵工，中国国民政府在“投一地之兵工”之余，可谓“举全国之财力”。一九三九年度国民政府的岁入支出，赤字二十点五七亿元，其中兵工署经费占了该年度国库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三八。正是这种入不敷出的支出，为重庆兵工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种种优惠政策，使大批技术人才流向兵工业。当局对兵工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各兵工厂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一九四0年，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全部复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作为战时兵工的供应基地，重庆兵工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兵工署亦随军政部迁回南京。

　　提到重庆兵工的时代意义，陆大钺说，“兵工内迁之壮举，不仅对于支撑正面战场的积极抗战、争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重庆的重工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时隔六十余年，这场长达八年的血战早已在岁月的喧嚣中渐行渐远，但重庆兵工铸就的辉煌直到今天仍在延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