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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隐婚者而言，如何坚持婚姻的神圣性，确实是个考验

　　“就婚姻的主流而言，隐婚还是个别现象。”婚恋问题专家陈非子的判断，与本刊联合新浪网进行的“隐婚调查”中得出的信息不谋而合。陈非子发现，再婚过程中隐婚的相对更多，“再婚男女往往很谨慎，害怕万一又变了，不好交待。”除了再婚隐婚，因为一时对婚姻状态不适而隐婚、纯粹因为不想透露个人信息而隐婚、为继续保持异性环境而隐婚和工作中的隐婚，在隐婚中都有很大比例。

　　其中，工作中的隐婚很多有相当实在的原因，如有单位规定员工内部不得谈恋爱；又如，一些单位规定，单身外地员工的探亲假为一年一次，而已婚外地员工的探亲假就变成四年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隐婚与其说是为了前途，不如说是为了福利。

　　“婚姻自古以来就是一件张扬的事情，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一样。”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婚姻史专家邓志伟介绍说，人类的婚姻对象从不确定的群婚开始，最终走向固定伴侣的婚姻制度，中国大约是在商代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自从婚姻对象不再变化后，通过盛大的仪式向人们宣告婚讯就成为一种传统。

　　1949年以前还没有领结婚证的制度，人们宣告婚讯往往是通过婚礼进行，时髦一点的还登报通告。建国后，不仅有登记，有婚礼，单位的工会小组长也会积极把人们的婚讯传播到各个部门。

　　虽然一夫一妻的婚姻作为制度承袭下来，但对异性的向往还是在人性中存在。每当社会动荡造成人的大规模流徙时，就会自然出现一批隐婚者。比如有的人结婚的时候未必不张扬，但是换了个地方，在异地他就变成隐婚，20世纪60年代，很多早在农村结婚的青年进入城市后自觉隐婚。而眼下，冰封多年的户籍制度松动后，中国正在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不仅是人口迁徙的原因，在邓志伟看来，中国社会目前的“松散，沙化”，从许多方面给隐婚制造着条件：取消福利分房，取缔强制性婚检，结婚不用单位出证明，工作者跳槽频繁。现在，工会小组长们也从人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人们结不结婚，和单位似乎再没什么关系。城市中人们打破了单位的界限分散居住，加之邻里关系的疏离，人的家庭私秘性大大加强。

　　心理学者周振基将人们对婚恋态度的变化也列入促使隐婚增加的因素。周振基认为，现在人们普遍晚婚，不像以前，从年龄就可以看出结没结婚。另外，对婚前同居的默认更使得人们无法轻易判断出一个有性伴侣者究竟有没有结婚。

　　比较已婚者，“单身始终会带来一些优势，”陈非子说，单身带来的就是自由，交友机会多，选择机会多，相应的工作机会多，这在当今社会更为明显。如是，在充满了诱惑与可能的情况下，隐婚尤易滋生。

　　在周振基看来，婚姻与社会发展、社会心理和社会环境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论及过去人们对婚姻的张扬，周提到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彼时的社会，婚姻在人的心理上具有成功、满足、炫耀的作用。今天，社会对一个人成功的认同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是否娶妻生子等生活层面的内容，而逐渐扩展到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多重标准。这种成功标准的变化尤其体现在男性身上，而大多数女性对婚姻状况仍然相对张扬。

　　隐婚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个人对自己婚姻的重视程度降低的体现，也反映了社会对这些外在因素重视程度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人而言，如何坚持婚姻的神圣性，确实是个考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曹红蓓 罗雪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