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紧急通知》，对煤炭行业官商勾结发出“最后通牒”：“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8月22日起1个月内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从矿难事故中官商勾结现象的不断曝光，到国家安全监管官员对此的一再“痛斥”，再到国务院的向官商们下达“撤资”的“最后通牒”，无疑凸显了国家“欲治矿难，必先治官”的坚定决心和铁的手腕，值得我们寄予厚望。

　　不过，“撤资”只是根除官商勾结的第一步，后面还应有进一步的治理措施以及制度跟进。

　　所谓“官商”，并不只是“有官员身份的商”，而是“以公权力牟私利的商”，“权商”才是其实质。以最近的大兴矿难为例，一个安全漏洞千疮百孔、完全不具备起码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何以不仅多年来“没人监管、不敢监管”，而且还能在当地已发生重大事故的情况下“顶风”而上，那些“投资”的官员干部，除了资本，难道不更是权力滥用？他们所分享的，除了资本收益，难道不更是权力红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撤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也更根本的恐怕还是“撤权”、“撤职”———不仅要“撤”，还要“治”———穷追猛治官商们的职权滥用，根除这种滥权所以发生的根源。

　　其实，禁止官员经商的“有关规定”从来就不少：早在1984年，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就明确规定：“乡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一律不得以独资或合股、兼职取酬、搭干股分红等方式经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也有同样的禁令。党纪国法俱在，为什么官商现象却总是屡禁不绝，甚至在某些地方和领域———比如煤矿———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频频酿出惊天矿难呢？

　　因此，在欣慰“撤资”最后通牒之余，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不能不发人深省：为什么国家三令五申的法律法规，没能得到彻底贯彻，总要不断重复强调？在查处官商勾结行为和追究安全责任上，现有的惩处力度、层次是否存在偏软偏低的问题，诸如“道歉检讨的多、撤职查办的少”，“纪律处分的多，法律追究的少”等等。

　　(来源：法制日报，作者：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