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上演到现在，已经是说什么的都有。连高晓松都主动致文某网站，为超女迷们说三道四了。整篇文章看下来，一句“大晕晕，巨大晕晕”令人莞尔。可不是大晕晕吗？开始的时候一大帮人一窝蜂地拿“海选”做文章，眼光亮亮地盯着“红衣教主”不放；接下来所有的人都忙着开挖“黑幕”；而这些天，大家又开始力“挺”超女。

　　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超女”战役中，“黑幕”传说爆出，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主办人员，韩真真、张靓颖立即作为“被敌人反对”的角色大受拥戴；而当湖南卫视的工作人员开始大倒苦水，说出“明年这节目说不准办不办的时候”，敏感的人群马上联想到了央视对“低俗文化”的态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体谅湖南卫视的难处。

　　作为地方媒体，湖南卫视的确有难处。8月12日超女六进五的比赛让不少观众大跌眼镜。何洁的红发变回了黑发，张靓颖的廉价T恤让人除了“家常”没有第二个联想。不管唱什么歌，五个女孩都清纯可人，中规中矩，更加“乖巧”地到工厂去、到敬老院去、到需要她们的一切地方去。一个无比娱乐的节目转眼变成了校园版同一首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说明湖南卫视的压力呢？

　　但是，压力和“黑幕”，这完全是两个问题。不错，在国内目前的比赛中，比起其他拥有绝对权力和绝对政策优势的电视台所举办的类似比赛，“超女”操作规则的确“相对的白”，这也正是它能够拥有今天的声势的原因。可是，难道仅仅是由于它相对的白，我们就能容忍和放任它的“不白”，直到有一天它曾经和那些真正的“黑”一样的“黑？”直到有一天那些被纯洁的手指在包着线套、贴着图案的手机上敲击出来的短信也像黑夜里的雨水一样悄无声息，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哪里去吗？

　　一位在北京很知名的传媒人最近从他所供职的媒体辞职，在当下，辞职根本不算是什么事情。但是打动我的，是他辞职时写下的那一段话：“几乎所有人对制度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当我们以制度的名义进行改革时，从未意识到任何制度、不管多么优秀，都是制度制定者的表率作用造就的，它提供了基本的信任度。但我们对制度的理解却是，似乎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制度，它与人无关，只要你在电脑里设计出它，把它放在那里就可以起作用，它甚至变成了一种最好的懒惰的借口———我不用再付出什么，因为我们要依靠制度。所以，像任何这种半吊子改革一样，其中蕴涵的是充分的不负责任。”

　　所以，原谅我不能说出“为什么独独超女的黑幕传言特别多，正是因为它是直播的，它是规则最清晰的，它是最透明的”，我也不能说出“这并不是最苛刻的合同。港台艺人尤其是新人，入行时签约的合同，远比这苛刻”。“别人杀人放火，难道你也杀人放火？”小时候，这是学习做人的基本规则，现在，反倒似乎成了最高规则。我相信，那些虔诚地相信他们的票数确实能够把他们喜爱的选手送上光辉的宝座而不是PK台的人们，宁可看到幼芽在压力之下重新萌发，也不愿意看到一颗光芒四射的珍珠，慢慢被同化为一颗暗淡的鱼眼睛。更何况，不付出廉价的同情和无原则的纵容，并不意味着不会勇敢地反对更黑的黑暗。

　　我们曾用什么力量来反对《超级女声》的黑幕，就会用更大的力量来反对造成更大更多黑幕的黑幕。

　　来源:新京报 文/马戎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