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安全环境急剧变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纵深发展，国与国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利益交汇点增多，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地区安全形势扑朔迷离。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联合军演将得到继续加强和发展。
演习背景着眼从传统安全向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并重转变。联合军演产生以来，特别是冷战时期，重点着眼于应对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潜在战争，主要是加强军事同盟，深化军事合作关系，熟悉预定战场环境，提升联合作战能力，抵御共同敌人。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呈现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因素不断增加，各种国际矛盾日趋凸显，整个世界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其中，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激增，成为严重影响国家、民族繁荣发展的突出障碍。
为应对非传统安全新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参与联合军演，提高国际协作，共同打击和控制危机的能力，导致联合军演的作战目的将更加丰富多样，从单纯应付传统安全威胁，逐步向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并重的方向发展，既要保障国家、民族的生存，又要促进国家、民族的繁荣和发展。
演习指挥从协同型向一体化发展。演习指挥是联合军演的重要内容，也是达成演习目的的基本行动。科学合理的指挥体制和一体化的指挥机构能够大幅提高指挥效率，增进参演军队间的协调能力，充分发挥演习部队的作战潜能。经过长期摸索，联合军演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模式，指挥机构设置和职责权限划分逐步形成套路。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联合军演指挥是基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是基于大规模、高强度作战的产物，指挥职权分散，各国军队的演习行动多由各自的指挥员指挥，具有明显的任务联合性质。在未来国际环境中，传统安全威胁比例下降，非传统威胁更加突出。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分散、短促、突发的显著特点，对相关国家军队快速反应、协同动作的要求更高。联合军演的根本目的，是为未来的联军行动奠定基础。因此，提高一体化指挥水平，是对联合军演的必然要求。联合军演中实施一体化指挥，表现在演习指挥机构设置上，将打破按国别区分的旧模式，更加注重按作战需要设置统一的、具有较高权威性的综合指挥机构，实现决心计划、组织实施、指挥控制一体化。
演习编组从独立编组向混合编组转变。作战编组是对参演力量的临时组合，也是联合军演演练的核心内容之一。科学合理的作战编组，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和功能聚合，有利于充分发挥部队的作战潜能，实现作战功能最大化。在目前的多边或双边军事演习中，主要采取独立编组形式，即以各国参演兵力为单位单独编组，自成体系，条块分割。这种编组形式，限制了作战要素重组，限制了作战功能优化，难以实现作战功能最大化，降低了作战效益。在未来的联合军演中，将按照信息时代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本质要求，对参演兵力进行混合编组，不再按国别和体制编制进行规模性机械拼合，而是根据实际的作战需求，打破国别和军兵种界线，按各国参演兵力、各军兵种的作战特长和功能属性，进行效能性合力集成，形成多功能混编的新型联合部队，实现作战功能互补增效，作战要素集成贯通。
演习行动从单一层次向全层次转变。目前，联合军演多数具有战略战役演习属性，动用兵力跨越多个军兵种，参演人员级别高。在战略层次，主要是深化双边多边互信，加强军队协调，建立协商机制，规范危机处理程序，解析战略格局，研究确定战略对手；在战役层次，侧重于整体筹划和兵力战略机动，形成战役布势。单纯战术性质的联合军演不占主导地位，演练的科目小，影响也比较小。信息化局部战争条件下，伴随一体化联合作战不断向战术层次延伸，战役战斗界线淡化，战斗将对战略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联合军演也将逐步由单一的高层次向战略战役战术全层次发展，把战略决策、战役指挥和战术行动紧密联接，形成首脑决策到发射平台的无缝联接，多级同步决策、整体联动，使联合军演既体现战略思想和战略动机，又展现作战能力和战斗技能，既能演练战略战役指挥，又能演练战术协同配合。
演习保障从自我保障向联保共享转变。保障是为军队遂行演习任务而采取的各项保证性措施与相应活动，包括作战保障、后勤保障、装备保障等。精确高效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生成和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的关键。联合军演，参演兵器种类多，机动距离远，地形生疏，环境变化大，对演习保障提出许多新的、更加高的要求。在目前的联合军演中，主要采取自行保障方式，各国军队保障自成系统，独立进行。即使有协作，也主要表现在保障设施的共用上。它一方面导致资源共享率低，投入多，浪费大；另一方面又容易出现保障不到位、保障不够数的尴尬局面。为有效克服这些弊端，在未来的联合军演中，除受装备安全保密和保障技术限制，必须进行自我保障的项目外，将主要采取联合保障方式，实行网络互通，信息共享，器材设备互用，以降低演习消耗，提高演习效益。(据解放军报；赵冬任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