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近日颁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检查考评办法(暂行)》，规定将由省统计局组织进行公众安全感问卷调查，在对各地党政“一把手”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的基础上，将“公众安全感”调查结果列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考评的主要指标。(新华社武汉7月20日电)此举意味着该省将把公众安全感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公众安全感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这在全国尚属罕见。自从强调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的“GDP崇拜”逐渐降温以来，一些地方开始将环境保护(绿色GDP)、文物保护、预防交通事故、知识产权保护、政务公开、政府偿还债务甚至婴儿性别比等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以至于有人批评说，政绩考核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从“惟GDP论英雄”的极端走向“泛指标论英雄”的另一个极端，“表面上包罗万象的政绩考核什么都有了，其实空泛得很，难以塑造科学的政绩观和统一的官员道德。”不过湖北省将公众安全感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当不在批评者所指的“泛指标论英雄”之列。

　　一些地方将环境保护、文物保护、预防交通事故、知识产权保护等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仍然未能跳出“上级考核下级”、“领导考核领导”的窠臼。而由政府统计部门组织进行公众安全感问卷调查，“按照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和基本满意的百分率进行打分”，将调查结果形成的公众安全感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只要调查做到了全面公正，就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普通群众的感受和要求，发挥了公众评价对政绩考核的影响力，进而发挥了民意对领导干部的“前途”的影响力。两相比较，将公众安全感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更加直接地体现了以群众为本的原则。

　　需要建议的是，将公众安全感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后，在具体操作上应当树立科学的、高远的目标。从该《办法》看，“公众安全感”中的“安全”，似乎还只是局限在“社会治安”的层面，对“安全感”的调查，也还只是调查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但“安全感”的内涵显然不应当局限于此。公众的安全感既来自于对社会治安状况的判断，也来自对消费环境、劳动环境、执法环境和司法环境等的判断。一个公民晚上出门不用担心被打劫，不用担心家里被盗，是一种安全感；一个公民不用担心买到假烟假酒毒大米，不用担心买车买房受到欺诈，也是一种安全感；一个公民相信自己打官司能得到公正判决，相信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受刑讯逼供，更是一种安全感。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衡量，将“公众安全感”界定为“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这个要求无疑偏低了。

　　“公众安全感”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公民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安全感的需要，是人类形成政治社会、形成国家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在这个层面上，将公众安全感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将是对地方党政领导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来源：东方早报；作者：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