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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起，每年的七月十一日是我国的“航海日”；而今年的七月十一日除了是“航海日”的发端之外，还有两层重大纪念价值：其一是作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实施的日期，其二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日。实际上，中国政府决定将七月十一日订定为“航海日”，并将今年作为启始年，另外还将七月十一日订定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实施的日期，其实都是紧紧围绕着“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而转动。

　　其实，“世界海事日”应是每年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某日。为纪念《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生效二十周年〔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生效〕，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召开的国际海事组织第十届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将每年三月十七日定为“世界海事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大会，对举行“世界海事日”的纪念仪式的日期作出新的规定，选择在气候适宜的九月的最后一周的某日为“世界海事日”。“世界海事日”的宗旨是努力启蒙各国航运界重视海事思想，宣传增进海运安全和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的重要性。“世界海事日”的主要活动是，国际海事组织在总部举行纪念仪式，该组织秘书长就“海事日”的主题发展演讲。各成员国自己在这一星期内选择适当的日子开展纪念活动，并在报刊上刊载与主题内容相适应的文章。

　　但中国政府决定将七月十一日作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实施的日期，而不是按“世界海事组织”所规定的每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中选择某个认为适当的日子，这就显示，中国政府是将“郑和下西洋”视为世界航海活动之发始。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和麦哲伦远洋航行足足要早一百年。

　　我们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是为了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精神，决心走融入国际社会之路。一九八四年邓小平在中央顾委会第三次全委会上讲话，就专门提到“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也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在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不开放不行。”作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水平通过“郑和下西洋”的事例，强调开放是改变中国“落后就要捱打”被动局面的必然选择。而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等领导人多次提及“郑和下西洋”之时，已是将其重要意义微调为与国际接轨、融合，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时。

　　我们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就是借着当年“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宝船队给沿途各国人民送去的是友谊，是中国的特产瓷器、丝绸、茶叶及印刷技术，从未有提出任何领土要求，更没有挑启战争，故我们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就是要强调中国只会给世界带来文明和友谊，中国的崛起发展走的是和平、开放之路。正因为如此，胡锦涛等新一届领导人就多次强调，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

　　在郑和宝船队的七次“下西洋”中，由其部属王景弘率领的分船队，曾在台湾南部海岸停靠，而且在赤崁地方登陆，与台湾当地人民有过接触。在台湾历代的民间传说中，就有三保太监在赤崁取水，及三保太监在台湾凤山、冈山地方种姜为人治病的故事。《台湾志略》记载：“明太监王三保自至台，投药水中，命土番染病者于水中洗澡即愈。”“明太监王三保植姜冈山上，……有得可疗百病。”这类故事在台湾至今仍广为流传，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郑和宝船队曾到过台湾，及大陆地区隆重其事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在台湾地区引起各种不同反应。持正面态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永乐年间朱棣改变朱元璋闭关锁国的政策的产物。正因为是宝船队到过台湾，才引发明朝大陆人民大规模迁移台湾。《台湾小志》指出，“明成祖永乐末年，遣太监王三宝至西洋遍历诸邦，采风问俗。宣德五年，三宝四行，返闽间为大风所吹，飘至台湾，是为华人入岛之始”。这就充分证明，大陆地区人民很早就迁移台湾宝岛，台湾与大陆具有密不可分的地缘、血缘和文缘关系。今天台湾海峡两岸龙的传人共同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实际上是对“台独”分子“去中国化”活动的一个有力的反击。

　　当然，也有“台独”分子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猜度大陆举行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活动的用意，并将之歪曲为中国大陆要发展海洋战略、“威胁”太平洋沿岸国家，至少也是要针对“美日安保条约”，意图藉此来挑起美国、日本的恐华、仇华情绪，而使陈水扁当局“渔翁得利”。

　　然而，郑和是和平亲善使者，是中华文明的传播者。“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凸显了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和平的姿态面向世界，说明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任何人要从“阴谋论”的角度来歪曲“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将是不能得逞的。

　　来源：澳门《新华澳报》作者：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