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范徐丽泰1945年出生于上海。4岁时她随全家一起搬到香港居住。此后，她的人生道路十分平常，在这座飞速发展的东方大都会里，她接受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按照范徐丽泰后来自己的描述“她当时读书资质不高、体育不出众，也更没有什么姿色”。

　　1973年，从香港大学毕业之后，范徐丽泰在当时的香港理工学院做了一名普通职员，她的生活依然平静，和同龄人一样结婚成家，生儿育女。

　　1983年，范徐丽泰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终于出现了。当时她担任香港理工大学学生辅导处处长。这年正值香港立法局换届，一天，范徐丽泰突然收到了港英政府的通知。原来，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想委任她担任港英当局立法局议员。

　　记者：那您当时第一反应呢？

　　范：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是我呢？我对政治一向没有兴趣，我也没有参加什么政府的一些咨询委员会等等。我没有。我就是一向自己做我在学院里边的工作。

　　记者：那一定是你某种才能在某种场合得到了显现，或者说别人知道你。

　　范：其实如果这么说，我自己也想过，一个可能性就是尤德跟我，跟其他几个人吃过一顿午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当年的年轻人他们对工作环境并不了解，我们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在没有离开大学之前已经对这个社会有点了解。那么当时大家都有各种的意见，有的是非常宏伟的计划，那么轮到我的时候，我说很简单，我就说我就去找一些公司，请他们用很低的价钱请一些学生去学习，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边，做最平常的工作，比如帮手运东西、送文件，这样他就理解人与人之间工作同事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一个很平常但是做起来很容易做的一个建议。当时尤德的反应也好像是，这个倒也行得通，可是没有什么大的回应。所以，我不知道跟这次的午宴有没有关系。

　　记者：我看到书中也说到这一段，感觉好像是您的先生帮您决定了这件事情，而不是您自己来决定了这件事情，是这样吗？

　　范：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我的上司非常支持，工作上的。那么到了家里，我讲了之后，其实我自己没有信心，我很坦率地说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要进一个立法局，当年的立法局是高高在上的。

　　那么我的先生就跟我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去学习学习吧，做得不好，两年之后人家也不会委任你。所以，当时就用一种学习，很谦虚的心情去参加这个工作。

　　解说：在殖民地时代，英国政府任命的香港总督在香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立法局作为殖民地当局的议事咨询机构，成员全部由总督来任命。一般说来，总督委任的立法局议员都是当地的社会名流或者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普通教师出身，没有什么政治和经济背景的范徐丽泰在这个权贵俱乐部里显得有些特别。

　　记者：你第一次走进议会当时的心情，你看到议员们坐在台上，那你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的时候，你怎么考虑？

　　范：我当时接受了这个位置之后，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方面，尽我一份力，希望改进我们的教育制度。所以，我第一次走进议会厅其实就没有什么准备，因为它那一次的会议很奇特，并不是平常的会议，是忽然之间召开的。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银行给挤提，影响整个香港金融的系统，所以港英政府就立了一条法律，提了一条法律，就立刻开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接收了这个银行，就让它可以挤提平复下来。所以，那一天完全没有心里准备，要我来开会，那么我就来了。

　　那么来了开会除了宣誓就职之外我什么都没做过，就是举手支持这条条例的通过，也没有发过言，也没有什么，可是那一次就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记者：什么笑话？

　　范：就正如我刚才说的，立法局当年是高高在上，所以男的都是西装笔挺，女的都是套装，穿得非常好，每一个人都如此。只有我穿了一件短袖的衬衫、衬衣，然后就一条大花裙子，一对凉鞋，就进去了。所以，第二天就成为这报上一个取笑的对象。

　　记者：好像你的口才一开始也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

　　范：其实我这个人，年纪轻的时候我是很内向的，我不大愿意讲话，对于要上台演讲更是有一种恐惧感。所以，我开头第一年做这个立法局的时候，其实我是很辛苦的，比如说第一篇在立法局里边的发言，我一路讲就一路抖，抖到三篇之后，一共有八篇字，后边这五篇字就完全听不见了，因为我已经抖音到了口，从脚一路抖到口。

　　解说：从政之后，范徐丽泰一直关注于自己熟悉的教育事务。在她提议下，香港政府大幅度提高小学教师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这对提升本地基础教育质量很有好处，但是此时，香港市民对这位年轻的女议员还是没有太注意。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场国际风波让人们对这个看似文弱的女议员刮目相看。越南战争结束后，大批越南难民逃亡。港英政府不顾港人的利益和意愿，担当起“第一收容港”的角色，香港前后接待过20多万名越南难民。数以万计的越南难民长期滞留香港，给这个弹丸之地带来了沉重负担。而美国作为越战的发动者，不但要求香港收容难民。而且针对遣返非政治难民问题，不断批评香港。

　　面对内外压力，没有多少外交经验的范徐丽泰率领立法局代表团出访英美两国，介绍香港的困境，她又与美国右翼议员展开公开辩论。此后，美国舆论就很少再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范徐丽泰不畏强权、为港人利益鼓与呼的表现让她一举成名。

　　记者：范太当议员的时候，就像您自己说的，你可能对这些规则都不懂。但是您所做议员的最初的开始，所做的几件事情都给香港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您觉得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做一个议员要有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做好？

　　范：我其实觉得做议员要带着心来做，这个心就是为市民做事情。将这个责任也是明确地放在有责任的一方，这个就是我所做的事情。当时越南船民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了解了整件事的过程之后，我发觉这个绝对是英国政府利用香港人来替它付帐，它去请客，得到尊重人权的美名，这个是不对的。你要请客你自己给钱，香港人替你给的钱，你应该还一个公道给我。所以，当时我的态度就是批评英国政府，我也批评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当时在国际会议上说好了，所有到香港来的越南船民，西方国家都会收他们到他们国家里去定居，可是后来并没有这样做，弄成很多很多数以万计的越南船民寄留在香港，而香港又要给钱，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这是不公平的。

　　记者：但是问题是当时的英国当局它是站在美国的一边，而您是港英当局委任的一个议员？

　　范：在我来说无所谓，我不是议员的话，我就没有这个责任要去为香港人说话，为香港人争取。

　　解说：从1983年开始，范徐丽泰连续担任立法局议员。但是199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英国政府任命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接触，范徐丽泰发现自己与新任总督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她于是主动辞去了所有职务，专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尽自己10年来对家庭未尽的责任。

　　记者：因为压力才离开的吗？

　　范：不单单是因为压力，因为功成身退，因为跟港督大家道不同不相为谋。第三，我觉得自己也做得差不多了，也很辛苦了，不如就休息一下吧。

　　记者：当时你提出来要辞掉以后，彭先生的反应呢？他同意吗？

　　范：同意，同意。

　　记者：你意外吗？

　　范：不意外，我觉得他会很高兴接受我的辞呈的。

　　记者：可是当时香港一些人的眼里，范太你是很得当局的信任，或者说你是亲英？

　　范：对，其实就是因为我是委任的议员，你既然是委任的议员，而且英国的港英政府委任你，而你是应该亲英的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直接的看法。正如后来我接受了人大常委会的委任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就觉得我现在忽然就变成亲中了。其实来来去去在我来说我没有改变过，我只是想为香港人做点事。可是在他们的看法里边，简单的看法里边就是亲英。

　　解说：1984年，中英双方达成了移交香港主权的声明，但是香港的回归之路并不平坦。回归前夕，英国政府按照以往撤出殖民地的一贯做法，试图在过渡期让香港的政治体制发生巨大变化，1993年7月，在没有与中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英方强行推出香港政治改革方案。

　　为了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中国政府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刚刚离开政坛不足一年的范徐丽泰应邀重新出山，担任筹委会委员。在香港回归前夕的1997年1月，范徐丽泰被推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主席。

　　记者：好不容易退出了为什么要回来？

　　范：当时我很明白，这个临时立法会的工作非常艰巨，而做这个主席一定不会好做。可是如果我因为怕难而我不愿意出来，我躲在后面，我自己将来会后悔，我不愿意我自己老的时候觉得我做少了，我可以做的事我没做。

　　解说：这段日子里，作为临时立法会的核心人物和主要发言人，范徐丽泰极为繁忙，她从一个英国人任命的立法局议员转变为未来香港的临时立法会主席，香港本地舆论对她褒贬不一。

　　记者：可能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谈这个问题是很轻松的，但是我想回顾一下当时到底有多难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范：其实当然是很难，开头的时候我也经过了一个非常辛苦的阶段，我并不习惯有这么多人骂我。比如说范徐丽泰她是香港的江青，这个话很重的，因为我们香港人对江青的印象是一塌糊涂的。所以，又说我的服装、我的发型，完全是学大陆化。其实我的服装从来没改过，我没有买什么内地的衣服，我的发型其实很简单，我当时要来回香港、加拿大、北京，我没有时间去理发，所以就让它长了，直的长头发，就是这样子，可是很多这些话。

　　开头的时候，这些当然人身攻击你是没有办法去回应的，可是有的时候是错误的报道，那我曾经想去解释，可是发觉解释了之后，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解释了之后，大家就将你这个解释里边断章取义，再批评你。后来我慢慢慢慢就醒悟到一个道理。

　　记者：什么道理？

　　范：这个道理就是在人家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我不再去担心。

　　记者：您可以这么想，但是您的家人，他们同样生活在香港，他们可能会因为你的这种变化而带来新的压力。

　　范：比如说我的婆婆，她就非常的(受压力)，有的时候就跟我说，谁呀谁呀，亲戚们打电话来都很不高兴，很为你抱不平，电台里边这么讲，完全不合理的。我就告诉她，你们不要气啦，打电话到电台里去，不一定有用。因为电台里先问你，你想支持她还是想骂她，今天想骂你的话，支持的人都不会让他讲的，都是放一些骂的人进来的，所以我叫她们也别紧张。那么我的孩子们，在当时的情况，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是他们的妈妈，他们还是爱他们的妈妈的，无论如何。所以，他们也不会令我将他们所受到的一些东西来跟我讲，有时候他们可能互相讲讲，互相开解，我相信他们一定有时候有压力，可是他们没讲。所以我的丈夫是非常难得的，他非常支持，他甚至于开解我说，他说没问题，做一个政治人物你必须要有新闻，坏的新闻比没有新闻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