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音”或谓“泉州南音”,过去称之为“泉州弦管”,是一种非常古老而又独特的艺术文化形式。其内涵构成,有所谓“谱、指、曲”三大要素。其中的“谱”,是专供器乐演奏的带标题套曲。有人认为属于唐代大曲的遗存。今传者共18套。其中推定属于宋代形成的,就有12套。“指”为带有故事即主要演唱戏文的声乐套曲,有人据此认为是属中国戏曲形成以后即宋元音乐的遗响。传统的“指”曲已知存有36套。

　　“曲”即“散曲”,又叫“草曲”,属简短通俗的声乐唱曲。流传积累至今的历代散曲,约有2000余首。再加上音乐风格的庄严沉稳与古雅中正,乐器构成的朴陋简净与演奏技法即横抱琵琶等等的古风犹存,以及曲谱名目与历代史载的赫然相通,包括唱曲表演时严守泉州方言即先辈乡音“河洛语”泉州历史上曾有多次自中原内地尤其是河洛地区移民而来的经历的质地遗韵,均使“南音”具有承载中国1000多年音乐史沉积的“活化石”品性,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活的中国音乐史”。

　　凡此都使以泉州为核心流布的“南音”艺术,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与特殊的属性。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文化形态,“南音”之所以博大精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横看成岭侧成峰”。换言之,“南音”中的声乐演唱部分,尤其是“曲”即“散曲”的演唱,乃是属于典型的曲艺“唱曲”形式。这就使得“南音”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又传统深厚的艺术文化形态,同时具有了“音乐”和“曲艺”两种文化属性,分属于或者说横跨了两个艺术门类。

　　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特殊的艺术形态构成,使得“南音”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对于“南音”的艺术和文化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保护与研究日益成为国际性“显学”的今天,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我们对于“南音”的历史传统、形态构成、美学特征以及传承状况的了解与研究,相对而言,还不那么全面和深刻;与其所赋有的独特价值相比,甚至显得比较落后。

　　作为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文章主编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种,郑长铃和王珊两位专家联手奉献给我们的图文并茂的《南音》一书,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些空白,也是“南音”保护性研究的最新成果。

　　《南音》作为迄今为止较为全面地对于“南音”艺术进行集中介绍和保护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其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将“南音”的发生发展与源流演变,包括艺术构成、审美特征、传承特点与保护措施等等,放置到较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人文地理传统的大视野里去考察,从而能够在对泉州乃至福建古代文明形成过程的综合考察中,烘托钩索出“南音”流变的发展脉络;能够从前人搜求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南音”艺术的美学机理;能够从对“南音”传承的历史借鉴中,提出保护和弘扬“南音”艺术的切实意

　　见与建议。特别是对“南音”流播海外并扎根侨胞的相关介绍,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文化作为民族精魂的纽带力量;对改革开放以来泉州的文化主管部门和教育部门,连续举办国际性“南音大会唱”的联谊举动,和在中小学校开设“南音”乡土教育课程的有识举措,更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南音”之所以在这方热土被完整保存和发扬光大的人文情怀与优良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讲,《南音》一书所传达给我们的,便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文化形式的知识与思想,包括人、事、物、艺的兴衰与流转,还有以泉州人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尊重先贤、弘扬文化、开拓创新又固守传统的发展观念与奋斗精神。而在“南音”之外,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人对于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与提线木偶戏尤其是布袋木偶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的独特创造和传承,又从另一个侧面,生动地体现着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所特有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品格,给我们的这个判断以极为鲜明的立论注脚。（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吴文科；《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郑长铃、王珊著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