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4日电 据最新一期《证券市场周刊》载文指出，“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健全面向市场、更加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这种表态被很多分析人士看做是中国进行汇率改革的既定原则，而核心意义仍是说汇率改革是中国内政，如果国际压力减弱，人民币汇率改革便会“出其不意”、伺机而动。

　　刚刚结束的亚欧财长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着重谈了广受国内外颇为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下月召开的八大工业国领导人会议上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的热度再次迅速升高。

　　温家宝在本次会议上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主动性，就是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渐进性，就是有步骤地推进改革，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需要，而且要考虑长远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

　　双顺差与外汇储备条件恶化

　　连续几年，中国出现了大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双顺差。所谓双顺差，是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为顺差。经常账户主要包括商品贸易账户、利息和利润以及劳务支付。资本账户是记录所有的资本流动。两者双顺差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是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而在一项统计分析中，除中国外的11个大国在总共近300年中，只有加拿大在2000年出现了双顺差占GDP比例都超过2%的情况。

　　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为顺差，必然导致央行的官方储备急剧增长，近年来，中国外汇官方储备增长量从1993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033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20倍。2005年3月末，外汇储备已经达到6591亿元。

　　与此同时，近年来的外汇储备条件恶化。“从2003年1月到2004年12月的24个月中，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累计上升了17%(年利率为8.2%)，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几何平均值为1.2%。按着两项数据计算的真实利率为-6.9%，以当前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的倒数作为外汇储备真实价值的度量，则外汇储备的期望真实报酬率约等于上述真实利率。可以确定，外汇储备在过去两年遭受真实价值的巨大亏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曾在报告中如此表示。

　　人民币当升则升

　　目前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议仍然存在，“对于人民币升值目前有几方面的担心，一是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二是中国生产能力过剩；三是金融问题；四是利用外资有利性的问题；还有就是心理因素。”宋国青说。“但我的看法是，人民币当升不升有百害而无一利。”

　　宋国青认为，人民币不升值的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就是说，人民币维持目前的汇率不动既损害了财富，同时还抑制了非农就业。他认为，用输出资本的办法来增加就业不合逻辑。

　　按GDP比较的方法，去掉第三产业只比较第一、第二产业，中国在总量上已经超过了德国而成为第三经济大国。如果考虑增加量，中国已是第二经济大国，在货物贸易增量方面则是“世界第一”。中国走出通缩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其良好的促进效果也会反过来从正面影响中国经济自身。

　　毫无疑问，如果人民币有较大幅度升值，使中国出现较大幅度贸易逆差，会对全球经济尤其近邻经济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不升值而出现中等程度通胀的情况下，中国的进口也会很快增长，同样导致贸易逆差。这样的情况不仅有政策含义，也有重要的投资含义。

　　现行汇率制度对中国造成的困扰，在此轮宏观经济过热中表现无遗。“在固定汇率下，国际收支持续盈余与资本流入，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货币与信贷过度扩张，从而引起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事实表明，央行的对冲操作难以消除外汇储备资产迅猛增长而产生的货币供应。国内银行体系越不健全，风险管理与信贷配置的能力越弱，国际收支盈余最终诱发过热与泡沫的风险就越大。政府宏观调控行政手段主要针对特定的所谓过热行业，但整体经济的流动性过多才是真正症结所在。”高盛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表示。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不可避免。”宋国青认为。“从前景看，上策是直接升值；中策则是通货膨胀；下策是调税或者调税加行政控制。汇率调整应当是第一位的。”

　　他说，汇率是纲。提高利率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会出现另一些难题，相当于捅破一层窗户纸。现在全球利率水平都不高;同时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有升值潜力，至少是中短期内没有贬值的趋势，此时如果利率比较高，就会产生套利机会。

　　总的来看，汇率的扭曲进一步导致了利率的扭曲。另外，汇率和利率的调整还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因而难以进行。这样的情况可能迫使对控制通胀负责的中央银行使用非常规手段尤其非市场手段来抑制货币供给，人为增加了交易成本。

　　以往的经验显示，有关部门对利率、汇率这些杠杆的运用并不适当，对宏观经济情况变化的了解过于滞后，通常在意识到需要控制总需求时已经到了总需求已经过度膨胀的时候，导致采用强硬的行政等手段控制进而造成经济过冷，然后再转向刺激政策。

　　宋国青表示，由于外资和对外贸易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分量越来越大，外需的变化及其影响在这一次需求增长加速过程中将会更加重要。对内需、外需的控制与协调不仅涉及到总需求，还直接涉及到国民财富的重大损益，使得目前的总需求管理比过去更加复杂。未来几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稳定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压缩财政赤字和银行不良贷款并注意控制外汇储备风险，协调不同方面政策尤其是国内政策与涉外政策。(耿馨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