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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来，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职业群体、社会阶层，中国白领曾划过的绚丽、迷离的轨迹，再也不会重来

　　本刊记者/曹红蓓 □喻剑

　　改革开放之初，外企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办事处，紧接着有了外企的中国雇员。1979年11月，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FESCO)成立。这个时间大致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第一代白领出现的起始点。整个80年代，白领几乎就是外企员工的代名词。

　　最早的白领人才基本等同于外语人才。在封闭30年后的中国，这种人才寥若晨星。有一次，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曾辗转在一家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个自学外语成材的青年，可厂里死活不肯放人。于是为此找到街道、区政府、区工会、集体企业管理办，耗时两个月，最后那青年被厂里登报除名，才成为一名外企翻译。“白领一定是体制外的人”，这一观念很长时间中占据着人们的头脑。

　　除了自学成才者，像洪晃那样70年代的留美学生更是物以稀为贵。1984年，在成为职业出版人之前，洪晃留学归国，在一家美国外企找到第一份全职工作，月薪800美金，而当时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每月56元人民币。

　　拿着百倍于普通人的工资，80年代的洪晃却“对奢侈没有概念”。最“奢”的时候，她在天坛附近的乾隆绸店买回一千多块钱的绸子，回家即被母亲数落；平常，她在家里自己做饭，出行时坐公司的车。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级写字楼联谊大厦开盘。从这幢上海第一座全玻璃幕墙建筑中进出的男女，个个体面至极，以致一些80年代毕业的上海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联谊大厦上班。”

　　1988年，《解放日报》登出第一则英文招聘启事，应聘者如云。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人在停薪留职的名头下，做出了在那会儿看起来仍属惊天动地的选择。当时外企员工的薪水普遍是体制内的5到10倍，文秘、司机等也是每月五六百外汇券。

　　北京外企人才服务公司副总经理张艳珍回忆说，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要想成为一个高薪白领，体制内的房子是最大的后顾之忧。因此，当时中国出现了很多夫妻双方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体制外的“两栖家庭”。这时候，一些白领也开始张扬、炫耀，他们频繁光顾城内有数的几家西餐厅，把砖头般的“大哥大”放在桌上后，便开始夹杂着英文词的高谈阔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人事、社会保障、流动就业制度的不断松动，人们对体制外就业开始有信心了。1993、1994年，外企进入快速膨胀阶段，大量民营第三产业中的雇员也加入了白领阵营。

　　1994年，宁静主演的电影《奥菲斯小姐》公映，白领社会声望的黄金时代到来。在消费方面，80及90年代前半期的白领，虽然收入数倍于体制内的同龄人，但受整个信贷环境缺失的影响，消费力并不突出。90年代中后期开始，白领成为各种宣扬高消费的商业动机“围追堵截”的对象；时尚杂志、流行影视作品、流行文学合谋把白领塑造成“美好生活”的代言人。就在此时，白领内部分层加剧，中下层白领与其他社会阶层人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进入2000年后，外企数量进一步增加，1998年上海注册的有2万家外企，到2005年增为12万；民营力量席卷包括文教、卫生等在内的各个领域；公务员涨薪，政府实际上成为白领的最大雇主，体制内外的界限变得模糊。一方面，从人数上，白领的规模空前扩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走上职场，白领降薪寒潮骤至。在90年代白领神话中接受高等教育并初入职场的人认为自己并没过上想象中的白领生活，很多人称自己是伪白领。

　　正如洪晃所言，白领，作为“中国第一批职业人员，一个勤恳且辛苦的阶层”，已由云端回到凡尘。(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