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当“白领”这个字眼还在满世界的广告词里招摇的时候，肯坦然认为自己是白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很明显，这样的白领生活，并非他们曾经想要的

　　本刊记者/曹红蓓

　　“每天清晨，当我把蓝色的胸卡往衬衣左边的口袋一塞，骑上单车哐啷哐啷的时候，嘈杂声让全大院都知道，这个‘伪白领’又要上班去了。”一个在位于北京太平洋电脑大厦内的网络公司上班的小伙子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描述一天的开始。

　　事实上，当“白领”这个字眼还在满世界的广告词里招摇的时候，肯坦然承认自己是白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在从同一幢高档写字楼里走出的面貌相似的人们中间，月薪两三千的，认为挣七八千的才是真正的白领，挣七八千的，认为挣一万以上才是白领，而挣一万以上的，则反过来认为那些挣两三千的才是白领。到底谁是白领？大家为什么对“白领”身份如此不自信？

　　体制外的“先行者”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白领》一书中的描述，白领为科层制中非体力劳动的雇员。在美国，政府官员、银行职员、教师、推销员和办事员等都是白领的传统职业。

　　然而这并非白领的中国含义。虽然早在80年代初，白领一词就在民间用来指外企雇员，但学界认真考虑白领的意义，是在90年代末期。“在中国，白领是一个活的概念：谁是白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理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前系主任谢遐龄回忆，1997年他以白领为目标做社会调查时，课题的名字还不敢用“白领”，而以“城市里的新兴管理人员”代替。

　　他在做第一次关于“谁是白领”的调查时，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一致否认自己是白领。谢遐龄认为，中国白领一开始就打上了体制外的烙印。虽然现在体制内外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但这个烙印的影响依然深刻。白领俱乐部网站负责人秦伟说，俱乐部明确吸纳事业单位员工和政府公务员，但事实上这两类会员所占比例仍然非常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院长杨河清认为，白领既是职业群体，也是社会阶层。低阶层的人有时用“白领”来指所有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而上层人士却不承认白领也属于上层。

　　综合学界的几种主要观点，目前中国的白领人群应大致满足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非体力劳动的、高等教育背景的、较高收入的、多半是体制外的、多半是受雇于人的。

　　压力之下顾不上太多“面子”

　　过去一提到白领，总是和体面、高级、风光等感觉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白领却用真实生活展现着另外的图景。在城市中擦身而过，他们仅仅是平凡路人、甲乙丙丁。

　　白领的平凡首先体现在收入上。白领的收入，尤其是作为庞大白领队伍基座的普通文员的薪水，已经与他们所谓体制内的对应者或者蓝领工人相差无几，甚至更低。上海白领俱乐部接纳会员的收入底线是月薪2200元，而上海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普通工人的年收入也可以达到7至10万。中层白领靠贷款消费支撑着房屋、汽车等庞大的固定开销，而低层白领不仅自己存不下钱，还要依靠父母资助。

　　白领的生活图画更加家常化了。地铁里苍白疲倦的脸、小饭馆里扎堆吃工作餐的三五同事，都成为白领新的招牌形象。年轻白领通常花几百元与人一起合租房子，收集各种饭店固定时段的优惠券，名牌衣饰不打5折不买。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白领价值观不再为人推崇。《时尚》杂志社公关经理徐聪原先是一个过去意义上的标准白领。来《时尚》半年后的9周年社庆酒会，让她有豁然开朗之感。那天，她做了一个夸张的发型，穿一条白桌布似的镂空长裤，引来众人的赞叹。老板称许她：“这多好！以前我还以为你挺白领的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针对白领消费观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无论是服装，还是其他类型的消费上，当下白领都趋向务实、随意，不会为了面子委屈自己。

　　在这个年代，白领几乎成了“脂肪肝和早衰的代言人”。来自零点指标数据网的《2003年白领工作压力研究报告》表明，近三分之二的公司白领表现出需要问医的心理疲劳症状，其中，“在太短的时间有太多事情要做”和“不得不迫使自己跟上新科技或本领域的发展”被并列为首要工作压力来源。压力之下，年轻白领玩命工作，一些80年代曾经辉煌过的老白领现在跟不上了。

　　在过度推崇后名望下降

　　实际上，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白领阶层收入和社会声望的下降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到90年代，男性白领们与在经济衰退的70年代初工作的人们相比，每小时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美分。米尔斯在著作中说：“白领人士向各种高级因素借用名望的倾向非常突出。”而那些“白领群体成功地要求比工资劳动者享有更高名望的根基”本来就是“脆弱和含混”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白领的社会声望必定会下降。更何况，在中国，白领的社会经济地位确实曾被过度推崇。

　　零点调查公司总裁袁岳介绍，北京的白领人口大概占18% ，而全国总人口中白领的比例连3%都不到，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典型的蓝领社会，但正因为在这样的贫穷社会中，操作型工作者普遍被蔑视，白领“美好生活”的虚假概念甚至在农村都有广泛的影响。

　　90年代中期之前，大学生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而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经济本位思想的流行使大学生的就业目标很快从“国家干部”转向了“城市白领”。“1997年高校开始扩招后，国家政策作为宏观环境与家长孩子作为行为主体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不约而同地强化了高等教育目标的白领职业幻影。”袁岳说。

　　袁岳称，从职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蓝领、高级蓝领、普通白领、高级经理人在数量上组成了金字塔型结构。高级蓝领不发展，就很难养活足够的办公室人。高校大举扩招的结果，必然造成白领人才的贬值。

　　2002年，大学毕业生见习期结束后的正式月薪达到高峰的4000元，而到了2003年，第一批大规模扩招后的学生进入职场的时候，起薪降到了1500-2000元。杨河清认为，现在的低工资，有点矫枉过正。高等人力资本投资过高，造成的社会压力，势必在方方面面显示出来。

　　杨河清倾向于把白领的“家常化”解释为白领内部结构产生分化的结果。以外企人才为例，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艳珍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语言是外企人才所需的核心素质，后来在语言能力之外，又加上了国际贸易知识，到90年代中后期后，外企的本地化程度更高，多职能，多层次的人才结构建立起来了。相应地，根据不同的职务、绩效，薪酬体系的级差很大。

　　杨河清认为，眼下白领的起薪虽低，但是提升快，而这是蓝领和农民工不可能获得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说，白领的“家常化”也是市场化下的人力资源体系从初级向高级进化的表示。(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