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当下中国社会诸领域中，本是清净之地的大学，可谓最是多事之地，从女学生停课伴舞到名教授嫖娼，从教授诱奸女生到教授愤然出走，三天一小事，五天一大事，始终处于舆论关注的风口浪尖——这不，重庆师大“大学生当二奶一夜情开除”的规定又登上新闻排行榜。

　　据《重庆晚报》报道，近日，《重庆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理管理规定》在该校试行，其中“发现当三陪、当二奶、当二爷、搞一夜情的将开除学籍”这条显眼的规定引起了争议。校方介绍，规定是按上级教委有关精神来修订的；学生认为，现在的大学生都可以结婚了，再制定这些“规定”没有实际作用；而律师认为，道德问题不宜用行政手段管，学校作这些规定是越权了(6月28日《重庆晚报》)。

　　说真的，在法理上，我觉得学校在学生管理上是有一定自主权的，如此规定不能简单地视作越权。但是，从看到这个规定第一眼起，就觉得它是那么的刺眼，让人在直觉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排斥感——然而不妥之处到底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问题出在这里：像“禁止当三陪、当二奶、搞一夜情”这类行为戒律的传播，本应潜移默化地融于大学教育的日常教化中的，在知性和理性的驯化中引导学生自然排斥这些行为，而不应当以校规这种直接的刚性限制进行约束——如果这些行为到了必须以校规这种“底线约束方式”规范的时候，说明大学内在的教化能力已经退化得不行了：没能力在日常教育中潜移默化地纯化学生，面对社会诱惑的洪水猛兽，只能拿起校规这个武器。

　　可能，让我们“刺眼”的地方正源于此。

　　大学对社会的优越，很大程度上源于大学有一种基于知性的道德熏陶氛围，很多人把这种氛围比做“泡菜坛子”；而大学生对一般社会青年的优越，在于他们能够接受“泡菜坛子”的熏陶，从而拥有一种脱俗的道德自治能力。昔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就说得很清楚：“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也就是说，因为大学存在特别的教化体系，大学生与一般社会人面对的规范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面对的是赤裸裸的社会诱惑，社会教育是非常微弱的，所以一般社会青年可能要面对直接刚性的“行为约束”；而大学因为有着教化体系的隔离，所以对“地位甚高”的大学生的规范教导一般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日常教育完成的。比如在“当三陪、当二奶、搞一夜情”问题上，无须直接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而是在日常教化中自然地养成他们自尊自爱，塑造高贵的知性灵魂，自然排斥那些污浊的行为。

　　相比于大学内在的教化体系，外在的校规只是一种底线的行为规范，指向的是诸如斗殴、作弊之类纯粹破坏行为。而像“不当三陪、当二奶、搞一夜情”这种本应由大学内在的教化体系潜移默化传播的道德内容，竟然直接诉诸校规的明文规范，这说明了大学教化能力的退化。种种社会诱惑如洪水猛兽闯进了围墙日益坍塌的大学，当校方发现那套日常的教化体系功能越来越衰微的时候，又想捍卫住大学最后那丁点儿尊严，只能求助于刚性的校规，祭起“开除”的大棒，强制推行一种律令。

　　我想，“禁当三陪、二奶”入校规，怪不得高校管理部门，这是大学教化能力总体性衰微的大势下管理部门的无奈之举。

　　(来源:检察日报，作者:曹林）